2024年是《长江文艺·好小说》的“本命年”。2012年10月，诞生于湖北武昌翠柳街1号的《长江文艺·好小说》，在创刊之初就将“开放、包容、坚持、尊重”作为办刊宗旨，凸显“差异性”的选刊定位，《幻想客》《民族风》《锐青年》等栏目，致力于挖掘和容纳各种新文体、新文风，以鲜活敏锐的现场感，赓续当代文学的精神脉络与内在肌理。历经十二载的浸润、打磨，《长江文艺·好小说》逐渐成为勘察当下文学创作的优质样本。“本命年”是对成长的回望与总结，也是对前路的期冀与展望。在《长江文艺·好小说》2024年第1期设置的《好小说》《推手推》《民族风》等栏目及所选作品篇目中，时代阔步前行的铿锵足音、日常生活中稍纵即逝的花火、从历史或现实中迎面而来的一张张面孔，充分呈现出当下小说写作的多重美学质感与多向度探索，为观察现实生活敞开一扇文学的窗口。

　　对科技的关注与反思

　　《长江文艺·好小说》新年首刊所选的小说中，邓一光的《阿慢、苏拉和逃亡的档案》、陈崇正的《暹罗鳄》具有浓浓的高科技质感。小说贴着当下鲜活又有话题感的元素展开叙事，以细腻写实的笔法描摹城市景观和生活形态的迅疾变化。人工智能时代来临，科技由工具逐渐演变为主体，虚拟与真实的边界模糊并隐退，个体生活经历着无处不在的算法的影响与切割。出现在《阿慢、苏拉和逃亡的档案》《暹罗鳄》中的网红、网暴、粉丝文化、跑腿、陪玩、代养宠物、“分手游”，这些由网络和算法催生的事物与文化现象，是结构文本、推动叙事的关键细节。

　　《阿慢、苏拉和逃亡的档案》中阿慢每天的工作内容取决于订单，订单推送、工作评价体系等取决于算法，他不得不适应大数据生存法则，不得不适应在别人的生活中建立自己生活的法则。《暹罗鳄》中的陆星辰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公司内刊编辑，现实生活中性格比较软弱；另一个是爆料社会问题的网红博主，虚拟世界中的“战士”。现实生活中的软弱需要在虚拟世界中“爆料”的爽感里获得平衡，而越是在虚拟世界中“爆料”，就越需要在现实中隐藏真实面目。但即便是小心翼翼，一个无心之举也让陆星辰经历了从爆料到被爆料、从网红到被网暴的切实体验。这种悖谬的生存方式构成小说叙事的张力空间。小说中别出心裁的意象营造，呼应并深化了对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的体察，又在叙事迂回曲折中展开更为开阔的思考空间。

　　《阿慢、苏拉和逃亡的档案》主要情节围绕一份不知所终的人事档案展开，阿慢和搭档替一个知名导演寻找个人档案的下落，两个人查遍了所有可能的地方和信息还是一无所获。在查找的过程中，那份逻辑上应该存在但现实中不知所终的档案被阿慢赋予“主动性”，变为“逃亡的档案”。档案被“赋予”的主动性，毋宁说是阿慢渴望逃离现实、掌握生活主动性的期待。而《暹罗鳄》中那只逃出养殖场的暹罗鳄更像是网络巨兽的形象化身，提示着科技的边界在哪里。

　　着力塑造有力度的人物形象

　　经典现实主义把塑造典型人物视为根本要义，经典名著奉献给读者的首先是经典人物形象。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能够引发共鸣的典型人物越来越稀缺。典型人物的稀缺反映出文学创作整合、提炼现实生活的乏力。一旦新的文学作品中有精彩人物形象出现，自然会受到特别关注。

　　《长江文艺·好小说》新年首刊聚焦几位散发着迷人光芒、具有强大内心力量的女性形象。马小淘的《春天果然短暂》与尼玛潘多的《另一个卓玛》不谋而合，联袂奉献了两个朴素而热情、随和又执着的“姑姑”形象。林那北的《渔家姑娘在海边》中沉默寡言、隐忍淡定的女主人公姐姐陈英，也属于这个人物谱系。三篇小说都围绕女主人公的成长经历结构文本，构成多重意义上的互文性，在三位女性的命运中既可以窥见时代的流转，又绽放出那些不为时间、世俗所动摇的丰盈内心和精神焰火。

　　三篇小说中的三位女性都不算幸运，家庭、容貌、学历都很一般，为了亲情和家庭，她们牺牲青春年华，两个“姑姑”到哥哥家帮忙做家务带孩子，“姐姐”因为弟弟的出生而辍学，瘸腿丈夫也意外早亡，在养老的年纪成为住家保姆。那些命运中的不幸与坎坷，似乎被她们质朴、热情、宽厚的品性化解了。她们的身上具有一种浑然天成的、与命运和解的能力。那种来自天性本能的爱与善的愿望，使她们跨越命运的坎坷，依然从容、舒展，在人生的下半场一步步坚定地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瞩目文学的多元探索

　　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为当代文学开辟了新的精神向度和写作路径，受其影响的一大批作家至今仍是文坛主力军。先锋意味着难度与探索，意味着勇气与不满足。在追求故事性、写实性、可读性的呼声中，具有探索精神的写作更显难能可贵。因此，《长江文艺·好小说》2024年第1期选登的黎幺作品《父亲，或奥德赛》具有特别的意义。

　　正如小说题目“父亲，或奥德赛”所呈现出的跳跃性和寓言性，作品本身并没有一个情节连续、线索清晰的故事——先锋小说从来不致力于讲述故事。作者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述父亲生命中的诸多片段：背井离乡、与母亲组成家庭、在工厂上班、离家出走、与老友相逢等。这些片段组合起来的父亲形象虽然充满冒险精神，但凌乱而迷茫，显然无法与《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赛相提并论。父亲的一生无法满足“我”对英雄的想象。在作品中不难辨析出先锋文学形式上的流风遗韵，以及观念性的影子，如烦冗的语言实验、非线性的叙事逻辑。

　　《父亲，或奥德赛》是一篇具有鲜明探索气质的作品，《长江文艺·好小说》投以关注的目光，是践行、坚持创刊之初承诺的选刊定位，选择行为的意义可能大于文本价值本身。

　　以《谈艺录》栏目中批评家谢有顺的《作家是有原产地的》收尾也许再合适不过。作家自然有原产地，刊物也有原产地。“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长江边上出产的《长江文艺·好小说》，在新年首刊中呈现当下写作的多种新质，囊括具有代表性的写作潮流，以选刊的使命感不遗余力地推动佳作产生更大的影响，为新人新作的成长护航，切实坚守文学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