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社会契约论》

　　作者：[法]让-雅克·卢梭 

　　译者：崇明 

　　ISBN：978-7-308-18631-5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10月 

　　定价：49.00元 

　　【内容简介】 

　　《社会契约论》出版于1752年，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 

　　卢梭所处的时代是现代革命的前夜，他对身处其中的启蒙运动和正在到来的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思考。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却处处背负锁链”，但他并非激进革命的鼓吹者。他致力于建构正义的共同体来取代奴役的锁链。这个共同体由自由、平等的成员通过社会契约形成，并为每个公民的生命、财产和权利提供平等的保护。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平等地参与到普遍意志的形成和主权的决定当中，成为自己的主人，获得公民自由。 

　　法国大革命从《社会契约论》中汲取了资源，《人权宣言》与法国宪法在很多方面也体现了卢梭的思想。本书是影响现代民主运动的重要文献。 

　　【作者简介】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杰出的民主政论家，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政治性著述《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教育著作《爱弥儿》，自传体作品《忏悔录》等多部经典作品。 

　　【译者简介】 

　　崇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法国史、基督教思想史。著有《创造自由：托克维尔的民主思考》；译有卢梭的《政治制度论》（合译）、托克维尔的《论革命：从革命伊始到帝国崩溃》（合译）、马南的《民主的本性：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合译）等。 

　　【精彩书摘】 

　　前言：公意，还是普遍意志？ 

　　晚清和民国时期，卢梭在中国的政治上的形象基本上是革命者的先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到了20世纪的后20年，在中国知识界对政治文化展开反思时，卢梭又成为集体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的鼻祖。在这一时期畅销中国的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罗素断言，“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它（指卢梭的哲学）在实际上的收获是罗伯斯庇尔的执政；俄国和德国（尤其是后者）的独裁统治一部分也是卢梭学说的结果”。朱学勤先生那部影响深远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为罗素的这一论断提供了学理支持。朱学勤和罗素均断定卢梭的“公意”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中被译为“总意志”）乃是其思想的极权主义基因。而正是成为经典译本的何兆武先生的《社会契约论》汉译让“公意”这一概念在中国学界流传甚广，可以说，这一译本对于在中国推介卢梭思想居功至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代中国人对卢梭的理解。 

　　然而，把卢梭的volontégénérale译为“公意”，可以说是误译，至少是不准确的译法。显然，从语义来说，把générale译为“普遍”更为准确，并且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确实使用过“公意”（volontépublique）这一用法，但这个用法仅仅出现过一次。不过，这一误译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却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其来有自。何先生以“公意”一词来翻译volontégénérale，大概不仅仅是受到晚清以来卢梭汉译的影响，也不仅仅是为了追求译笔达雅而牺牲信实所造成的后果。对他这辈人而言，“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的共产主义理念已经在无数次政治运动中浸润入骨了。对于这一政治和道德理想，他很有可能通过法国和俄国革命在卢梭的思想中读出了某种先声，以至于很自然地沿用“公”而非从语义来说更为准确的“普遍”来翻译volontégénérale中的générale。朱学勤在“公意”中看到的自然是一个对“私”张开血盆大口的道德理想国。毋庸置疑，也无须多想，“公意”必然是个体权利和自由的敌人，而高扬公意的卢梭自然就是极权主义的始作俑者了。 

　　然而，如果阅读卢梭首先是为了理解其本人的思想，而不是让卢梭服务于读者的政治和道德诉求，那就需要回到卢梭的文本和意图。那么，为什么把volontégénérale译为“普遍意志”而非“公意”（公共意志）对于理解《社会契约论》及卢梭而言如此重要呢？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卢梭创作《社会契约论》要解决的问题。大凡对《社会契约论》或卢梭思想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卢梭的开篇名言：“人生而自由，却处处背负锁链（fers）。某些人自认为是他人的主人，事实上却总是比他人更是奴隶。”由此，卢梭被视为试图打破一切锁链的激进革命者。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卢梭接下来的一句话：“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不知道。如何能使之变得正当？我相信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卢梭说得很清楚，他并非要打碎一切锁链，而是让从自由到背负锁链的变化成为正当的。换言之，并非所有枷锁都是邪恶的。事实上，在卢梭的作品中，我们会读到“有益的枷锁”“公共福祉的枷锁”“法律的有益”“柔和的枷锁”这样的表达。也就是说，人在脱离了生而自由的状态之后，背负某种枷锁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这一枷锁是邪恶的奴役和败坏，还是某种必要和正当的约束和责任？是自由的丧失，还是自由的条件？可以说，他写作《社会契约论》的目的正是要说服人们背负有益的枷锁。为此，他必须告诉人们什么才是有益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