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左一）与《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右一）在稻田劳动。

　　柳青《创业史》手稿

　　柳青在《创业史》第二部上卷样书上的部分修改

　　柳青在《创业史》第二部上卷样书上的部分修改

　　柳青（1916—1978）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中篇小说《狠透铁》等。其中描写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是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扛鼎之作，也被誉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出版后风靡全国，影响尤为深远。

　　柳青用一生践行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其创作态度极其严肃，他曾说过：“人民的作家……凡出手的文字要本着‘为社会负责，为读者着想’的宗旨。”从《创业史》第二部上卷样本中柳青所作的多处修改，我们能感知这位伟大的作家对文学的认真与虔诚，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在孜孜追求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意外发现43年前柳青样书

　　2020年初春，我采访柳青先生大女儿、《柳青传》作者刘可风老师时，意外发现一册1977年出版的《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单行本与众不同，遂讨来研究。

　　这是一本小32开、薄薄的书，包着土灰色的书皮，此前夹在书柜一排尘封的旧书中，看不出有任何特别之处。该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版权页标注：“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定价0.38元。全书12万字，小说正文182页，内页自然泛黄，除两页破损有粘贴痕迹外，品相基本完好。取下书皮，《创业史》（第二部上卷）淡绿色封面呼之欲出，这是柳青亲定的素雅装帧。书中有多处钢笔书写痕迹，字迹工整、清晰可辨。在扉页印有书名、出版社信息之间的空白处，工工整整写着两个蚕豆大的字——“样本”，字下面还各划了一个圆圈。扉页左下角有一行竖写小字——“一九七七年九月廿九日到。”令人阅之怦然心动的是书中正文有多处修改，虽说改动不大，但修改内容非同寻常。

　　鉴于本书可靠的来源传承和字迹内容的契合度，笔者又查证了相关资料，推断样书为柳青生前所有，字迹亦亲笔无疑。慎重起见，笔者携样书向刘可风老师当面请教。“这就是柳青的样书”，刘可风认真翻阅全书所有手写字迹后，十分肯定地说，“父亲的字迹我非常熟悉，扉页题写和正文修改内容都是他的字！”刘可风还剥下书皮展平，书皮原来是一页拆开的信封。信封正面的寄信人处印着两行红字，上面一行大字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下面一行小字为“绍兴路5号 电话：378250 电报挂号：2220”。当年她见父亲很爱惜这本书，就用信封包了书皮。信封表面磨损严重，笔者查看再三，在折痕处发现了字迹漫漶难辨的收信人：“柳青 同志”。

　　到底是谁把样书捎给柳青

　　柳青为什么在样书扉页不题写某年某月某日“购”，而要别别扭扭地写某年某月某日“到”呢？

　　《创业史》责任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王维玲先生在专著《岁月传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中，给我们解开了这个疑问。王维玲在书中《柳青洒在〈创业史〉上的生死情》一文中这样写道：“《创业史》二部上卷出版了，我立即托人将样书捎给他，为的是让病中的柳青高兴高兴。”自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问世到1977年出版第二部上卷，一晃过去了十多个春秋。柳青曾慨叹：“这上卷写于一九六○——一九六二年，放了十五年，重新拿起，一九七三年改了一次，一九七七年又改了一次，文学史上的小说，哪里有这样雕刻的。”捧着从北京千里迢迢送来的样书，抚摸着光洁的纸张，嗅着油墨的清香，为了文学事业在“文革”中饱受肉体和精神折磨的柳青此刻不知作何感想。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郑重其事地在样书扉页签下了这个此生值得纪念的日子。由于样书直接来自出版社，未在市场流通，因而书上见不到加盖的销售印戳。

　　是谁给柳青捎来了样书？王维玲书中没有细说。2019年11月，与柳青先生亦师亦友的编辑王维玲追随先生驾鹤而去，同时也一并带走了能够破解柳青研究诸多悬疑的密钥。包书皮的上海信封值得玩味，它竟然没有收信人地址、邮戳和邮票（包括撕下邮票后的痕迹）。它有没有可能恰巧被王维玲或者捎书人装过样书？笔者对熟悉柳青和王维玲两人、当时往来北京和西安的相关人员进行摸排，同时符合以上多重条件的上海《收获》杂志编辑郭卓进入了笔者的研究视野。她是1959年第6期《收获》杂志全文刊发《创业史》第一部的组稿人，不但与柳青联系紧密，而且与王维玲十分熟络，更巧的是她1977年冬“从北京回沪，特地绕道西安去看柳青”（见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的《现代作家书信集珍》一书；书中郭卓将时间误写为柳青去世后的“1979年冬”，联系文中提及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柳青住在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修改《创业史》第二部下卷校样等细节，推断时间应为1977年冬）。如果就此断定样书一定是王维玲托郭卓捎来，理由似乎尚不完全充足：一是郭卓在文中没有记“千里捎书”一事；二是《收获》杂志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虽同在上海，却是两家没有隶属关系的单位，地址也不在一处。因而，到底是谁捎来的样书仍是未解之谜。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是“献礼书”

　　笔者以时间为经，将《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的出版过程作了简要梳理：1976年10月，柳青说“原想今冬争取将二部上卷发到工厂，现在看来已经无望了”；1976年11月，柳青决定先着手出版第二部上卷；1977年初，柳青把第二部上卷前十二章寄给出版社，要求先发印刷厂排版，其余章节“争取五月前搞出来”；4月中旬，柳青把第十三章寄出，至此第二部上卷书稿全部付梓，王维玲回忆“比预定计划拖后了一个多月”，柳青也催促出版社“望你们很快发工厂，补排上去”“望认真抓紧”；5月，柳青到北京躲病（因哮喘躲避关中小麦扬花季节），他对前来看望他的作家阎纲说：“《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即将出版”，“第二部上卷很薄，不到第二部的一半，只是一个心意！”（见三联书店2012年6月出版的《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出版后，王维玲“立即托人将样书捎给他，为的是让病中的柳青高兴高兴”；收到样书的柳青“看了并不那么高兴，太单薄了。当然，以质取胜，不比当今一册厚书有愧”。

　　笔者发现《创业史》第二部上卷样书的出版时间扑朔迷离，至少有三种不同“表述”：一是样书版权页标注的时间“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二是柳青收到样书之日（1977年9月29日）前不久；三是王维玲回忆的1977年“十月《创业史》二部上卷出版”。哪种表述是相对准确和真实的出版时间呢？

　　首先，样书“1977年6月”出版不可信。这时柳青正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楼，如果新书出版他必然会第一时间见到，王维玲压根没必要在几个月后再托人捎给病中的柳青以期使他“高兴高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王维玲一直密切关注着柳青接下来的创作，无缝对接着《创业史》第二部的出版。至少在1976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就正式将出版第二部上卷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受病魔屡屡干扰等客观因素影响，柳青被迫多次推迟了第二部上卷的交稿时间。当时书籍出版实行的是“计划供给模式”，读者按照出版社提前发布的出版预告预订图书。据此分析，样书版权页标注的“1977年6月北京第1版”或许就是预告的出版时间，而实际出版时间应该晚些。

　　其次，印制样书时间必然早于柳青收到的时间。柳青1977年9月29日收到样书的时间应无异议，以这一时间为基准，适当扣除捎送路途和转赠时间——它的印制时间大致为1977年9月中下旬。

　　最后，柳青9月底收到样书，而王维玲称该书10月出版，难道是他记忆有误？笔者不这样认为。王维玲既是《创业史》责任编辑，也是此书出版最权威的当事人，他对版权页标注的“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字样视而不见，却故意写成10月出版，必然事出有因，不应贸然否定。

　　王维玲所说的10月与柳青收书时间十分接近，笔者不由得想到出版界较为普遍的情况，即书籍印刷时，印刷厂常常会先装订少量样书供编辑校核或抢先上市，随后根据印刷工期批量装订成册。如此推断，王维玲送柳青的或许就是1977年9月中下旬少量印出的样书，而该书10月才大批量投向市场。

　　图书出版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出版社往往会将优秀图书安排在最合适的时间推向社会，与读者见面。记得1959年4月《稻地风波》（《创业史》最初的名字）在《延河》月刊连载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就打算抢在同年“配合建国十周年的宣传”出版《创业史》第一部，后来柳青为了精心打磨作品使之更为完善，而将出版时间推迟到次年。鉴于此前《创业史》第一部巨大的社会影响，出版社1977年出版《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单行本，会不会继续走“献礼路线”？

　　阎纲1977年夏在北京拜访柳青先生前，从其他渠道了解到：“柳青……同意将第二部前十三章先行出版，作为向党中央献上的一份心意。”柳青4月中旬已将第二部上卷最后一章交出版社排版，出版社6月完成排版、7月完成印刷向建党献礼应不存在悬念。但是不知因何原因，《创业史》（第二部上卷）错过了“献礼建党”，延迟成了“献礼国庆”。

　　柳青样书或为“试印本”

　　对《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单行本的版本进行考证，简直是一桩如同侦探破案似的精神历险。

　　笔者收集到4家出版社的《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单行本，按照第1版印刷顺序，它们分别是：1.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2.陕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第1版，1977年9月第1次印刷；3.四川人民出版社，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11月四川第1次印刷；4.山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北京第1版，1977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经相互比对，以上各书除封面和版权页的出版社、定价及纸张等有细微差别外，182页小说正文一字不差。

　　综上所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只有“1977年6月北京第1版”，而陕西人民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分别标注的“1977年9月第1版”“1977年9月北京第1版”，书中正文甚至连排布不均的多余空格都一模一样。由此似乎也印证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1977年6月北京第1版”，实际定版时间或许就是1977年9月。

　　在核查同为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的《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单行本时，笔者发现有两种微小差异的版本存世。由于这两种版本流传于今的数量差别较大，笔者为表述方便姑且称存世量少的为“试印本”，量多的为“量印本”。这两种版本封面、正文、纸张、定价等都相同，只是版权页内容有细微差别：其一，“量印本”比“试印本”增加了“封面设计：方鄂秦”“2插页”字样；其二，“量印本”《出版说明》中“生产合作社的成立”一句，“立”字误排为“加”，及时发现后在“加”字旁人工补盖红色铅字“立”；“试印本”此句无差错。

　　从“试印本”《出版说明》无差错、“量印本”有错字又及时“纠正”推测，版权页至少排过两次版。从增补“封面设计：方鄂秦”“2插页”情况判断，“试印本”版权页应该排印在先，“量印本”版权页排印在后。

　　柳青样书的版权页《出版说明》无差错，也无“封面设计：方鄂秦”“2插页”字样，是早于“量印本”的“试印本”，这更印证了此前的推断：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9月中下旬先印出少量“试印本”，王维玲第一时间托人将书捎与柳青；配合国庆献礼的“量印本”晚于“试印本”，直到10月才大批量印刷上市。

　　责编也不知晓柳青样书中的七处改动

　　柳青一生为人低调，赠人新著常不签名，亲笔题签留作纪念的更是凤毛麟角。柳青样书除了收藏价值不菲，笔者认为其修改内容的研究价值更是值得关注。

　　经逐页浏览，发现柳青在全书十三章、共计182页小说正文中用钢笔做了七处修改：

　　一、（第一章）第8页第六段倒数第2行，将“女同志王玉梅”中的“玉”字改为“亚”。“王亚梅”是人名，因而“玉”字是明显的差错。

　　二、（第六章）第69页倒数第一段第2行“自思思量”中的第二个“思”字改为“自”。“自思思量”语义不明，“自思自量”则晓畅明快。

　　三、（第六章）第73页倒数第二段第3行对话中“任三婶”的“婶”字改为“嫂”。“任三嫂”是素芳对欢喜妈的称呼，“婶”字或为笔误所致。

　　四、（第六章末句）第75页最后一句“王同志放心！我哭是为从前的事！”在后引号内增补：“不是怕劳动……”这句补充，写明了素芳怕前来安慰她的王亚梅误解自己是托病逃避劳动，也强化了她对早年自己不懂世事时所做错事的真心悔恨。

　　五、（第九章）第111页第1行对话内“好好地下三伏的雨，数九的雪”一句，在“下”字后补“！”。一个叹号，不但强化了语句的节奏感，也体现了杨国华对瑞雪兆丰年的渴盼。

　　六、（第十二章）第164页第1行“自豪的表现”中的“现”字改为“情”。修改后语义通顺，不再拗口。

　　七、（第十二章）第164页第二段最后一句“没一个露面”，在“个”字后增补“人”字。补充后的句子变得完整无歧义。

　　以上七处累计修改和增补汉字（含标点）12个，其中第一、二、三、六处为差错修改，第五处为标点增补，第四、七处为文句润色。推敲这些修改之处不难发现，修改后的文字较之以前不但语义更加完整贴切，而且艺术表现力也更加强烈和丰满。

　　以上修改内容能否在已出版的《创业史》中得到验证？带着这个疑问，笔者查阅了1977年各出版社出版的《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单行本，均未见修改；再查之后以至最近几年出版的各版本《创业史》，仍然未见改动。只有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创业史》一二部合集，编辑对个别明显差错“自作主张”作了改动，如将第一处“女同志王玉梅”改为“女同志王亚梅”，将第二处“自思思量”改为“自己思量”等。

　　刘可风老师向笔者讲过柳青的一个创作习惯：“但凡他的书再版前，都会对全书进行润色和修改，然后将改过的样书或校稿寄出版社。”柳青曾对王维玲说过，等写完《创业史》第二部下卷时，将对第二部上卷一并修改出版：“十几万字的小册子（笔者注：指《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将来出下卷时还要修改”。但是还未等到《创业史》第二部下卷全部定稿，柳青的病情突然恶化，作家既没来得及将样书修改内容告知王维玲，也未就此事作出嘱托就猝然长逝。王维玲并不知道柳青生前在这本样书上做过最后的修改，倘若知晓，他一定会在《创业史》再版时一一改过。

　　柳青修改样书认真虔诚

　　睹书思人，这勾起了刘可风的久远回忆。

　　刘可风记得柳青对这本书尤为爱惜，平时放在相对显眼的地方，即使1978年春父亲住院也带着放在病床旁，伸手就能拿到。书中至今夹有一张便条，全文如下：“老柳：上午看你，因制度，以后再看。王生杲、田安民4.12”。便条未署年份，刘可风说只可能是1978年——这年4月，柳青住在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即现在的西京医院），他看过便条或许顺手夹在了书里。刘可风说“王生杲”是在西安工作的吴堡老乡，便条中的“制度”自然指的是医院严格的探视制度。1978年5月初，柳青病重转院去北京治疗前，刘可风将样书带回家保存。柳青去世后，该样书一直由刘可风保存至今。

　　1977年9月29日至1978年5月上旬期间，这本样书一直陪伴着柳青。书中的修改，也必定写于此时。柳青之所以将样书随身携带，与他当时抱病修改第二部下卷息息相关，或许是为了随时翻看查阅，确保创作下卷时始终保持文气上的贯通吧！

　　关于柳青的亲笔修改，刘可风说：“父亲对文稿的修改非常慎重，每次都是考虑成熟了才落笔。从这七处修改笔迹能看出，他对样书的修改是十分认真和虔诚的。这些字，对于重病缠身的他来说写得非常认真，基本上没用连笔。”

　　柳青是一个创作态度极其严肃的作家，他曾说过：“人民的作家……凡出手的文字要本着‘为社会负责，为读者着想’的宗旨”“如果草率从事，出书后发现遗憾很多，我如何能写好以后的主要部分，心情如何能好，对读者也是不负责任，不尊重的。”柳青《创业史》第二部上卷样书及其修改内容的发现，用事实证明了柳青即使站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巅峰，仍然如苦行僧般保持着对文字和艺术的无比敬畏！

　　柳青用一生践行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他举家落户到偏僻的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他长期扎根于人民之中、与人民一道前进、为人民树碑立传，呕心沥血创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鸿篇巨制《创业史》。正如王维玲对柳青先生所作的评价：“他是把自己全部的人生感悟、学识智慧、艺术技巧献给梁生宝、献给了《创业史》。”

　　希望文学研究者能对柳青《创业史》第二部上卷样书修改内容给予关注，也期待中国青年出版社有朝一日再版《创业史》时能遵照柳青生前意愿，对修改文字进行必要的修改，使一生追求炉火纯青艺术境界的柳青先生的作品更加完美。

　　（作者：文金，本名刘峰，系柳青研究学者，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