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陈颖

　　打开诗集《我命中的枣红马》，远心姑娘明朗的笑脸与想像中疾驰的枣红马交替出现在我眼前。王夫之说：“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这是远心的状态——她的心灵始终自觉地在寻找一条超越日常生活的琐碎、枯燥与平庸的路径。换言之，艺术创作的发现与激情替诗人转化了日常生活的刻板与重复，舒展了她的天性、情感与想象力。

　　对于从未到过内蒙古的人而言，对那片土地的想象来自影视或各类书籍。这种想象与广大宽阔的草原有关，与奔腾的蒙古马有关，与策马扬鞭的自由自在有关。远心以“马”的意象贯穿全书，是对这种文化想象的感性阐发，并把自己的精神追求与蒙古草原上富有活力、自由的、生机勃勃的文化因素联系起来，使她的精神立场具体化、实践化。远心虽然是河北人，但她1994年就随父母来到呼和浩特。内蒙古不仅是她地理学意义上的第二故乡，更是她的精神故乡。她对蒙古马的描写，不再是一种空洞的文化想象与书写，而是立足于真实的生命体验。“野”是诗集中出现率很高的词，无论枣红马，还是青马、白马、红马，诗人渴望表现的是它们野性的部分。什么是“野性”？它对应的是不被驯服，是生命的大自在，是万物的本源。而这，恰恰是诗人内心之所向往。蒙古草原上的“野马”与诗人内在所蕴含的生命活力互相对撞时，“蒙古马”这个富有活力的传统意象就迸发出现代的精神光辉，并以诗人心灵为中介，转化为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世界。这种生命活力，能唤出王夫之所说的生命之“兴”，也是诗人审美理想所要到达的远方，足以“让奔驰之力延续到无物的荒野/与天宇间雷光星云的奥秘对垒”（《我命中的枣红马》）。

　　远方即彼岸，世俗之人未必能拥有。“一匹野马的魂灵注定与无边的野草共生/而我不是野草，不是草原”。“我”是谁？我不过是现实中的大部分人，根植于特定的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刻板性与惯例化，很容易就成为王夫之所说的——“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无论是李贽的“童心说”，还是石涛所提倡的“至人无法”，都暗含着普通之人对日常陈规旧习的颠覆期待。现代社会虽然不同于传统时代，但现代文明的进步与人性中自在状态的受损是同时并进的。日常生活的专业化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人的活动范围的日渐狭窄。同时，商业社会对物质需求的激发进一步冷落了人们自己的精神需求，生命的活力必然会受到限制。而远心说“野马是命运的疆域”“寓言像一匹野马”，“野马”成为起兴的理由，野马成为通向远方的路径甚至就是远方的象征。

　　诗人清晰地知道：“这几乎没有可能/让一匹野马入厩，厩中。”站立在草原上的每一匹蒙古马，它们都不是真正的野马，而是被驯服又在草原上野放的马。它们身上的“野性”，虽然有着被人类驯化之后的智慧与忠诚，但无边无际的蒙古大草原依然是它们野性张扬的家园处所。诗人给蒙古马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定义——“在人类与荒野之间行走的生灵”。这是诗人基于生命体验之上独特的文化想象。一旦离开草原、离开荒野，野性消失之后的蒙古马还能称之为马吗？这让我想起诗人刘伟雄的《倒在南方街头的马》，一匹在南方都市街头卖艺的马：“它会不会想起草原就落泪/它们在水土不服中是不是会有越狱的冲动……它也不可能奋蹄飞奔/这些水泥森林林立的路障将遮蔽/所有回乡的路。”当蒙古马被迫离开大草原，被彻底圈养野性荡然无存之后，家园就成为永远无法抵达的他乡。诗人借“马”的死亡强调了现代人在都市的生命困境。这匹“南方的马”与远心北方的“枣红马”虽然在表现形态上不一样，但在所要表达的内在主题上是关联的。远心多次提到野马：“野马不经过任何人的门前”“野马只掳获那个去流浪的人”“我有一群蒙古野马”。她对“野马”的判断和悉心描摹，对野马“兴发”状态的向往，正是基于对生命自由境界的向往与追求。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唯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准备。”远心和所有优秀的诗人一样，渴望在现实生活之上探寻一条由遮蔽到澄明的心灵返乡之路。不同的是，远心循着内蒙古大草原寻觅到真正的野性，发现行走在天地之间、未被驯服的野性化身——“我命中的枣红马”。在野性中唤起生命的“兴发“状态，因兴发感动而生气饱满，从而抵达生命亘古的诗意自在。

　　（作者许陈颖，宁德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福建省美学学会理会，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宁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