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魁 

　　1920年左右，卡夫卡给女友的信中写道：“我正在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读到对西藏边境山中一个村落的描写时，我的心突然痛楚起来。这个村庄在那里显得那么孤零零，几乎与世隔绝，离维也纳那么遥远。说到西藏离维也纳很远，这种想法我称之为愚蠢。难道它真的很远吗？”

　　分别一年，陈莉莉回到支教过的西藏然乌镇。在一个餐馆，她端详着身边的孩子。一年前她还在村子里给他们上课，孩子长大了，都到镇上上学。陈莉莉点了几份炒菜，因地理因素，菜到了这儿就变得昂贵，成了稀缺。先上炒土豆丝，孩子们一抢而光，后上炒菜花，又一抢而光。如此吃相，孩子们也不好意思起来，喃喃说：“莉莉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像猪啊？”

　　后来在北京，在一个私人场合，陈莉莉讲了和孩子们吃饭的事情，我顿感疼痛，眼睛湿润了，想起卡夫卡的疑问，方才明白，遥远与否，谁又能真正地理解呢。陈莉莉把卡夫卡的疑问置于《来古记》的结尾处，算是借用了卡夫卡的疑问发问，但一样没有答案。

　　来古村的藏语意思是“隐秘的世外桃源”，它真的是一个理想之处：古老、鲜活、安静、朴素。陈莉莉就住在学校里，她住的那间房子，窗外是冰川，楼下就是教室。

　　后来，一个内地的高级教师来旅游，自信地接过陈莉莉的课堂，满怀热诚，想给孩子们上一堂优秀的语文课。然而，她不会说藏语，孩子们不会说汉语，她强烈的表达欲，始终找不到听众，课堂变成了自言自语。

　　陈莉莉触到了生命，开始反思。陈莉莉的写作，是把视野投向每个鲜活的生命，尽可能地避免遗忘、忽略，用她的细腻讲述青稞酒、酥油茶、当归、虫草、转经筒、朝圣，还有老阿妈、卓嘎，等等。

　　老阿妈要去拉萨朝圣，陈莉莉去送保暖衣物和路上应急药品。在村民拥宗家门口，她等到念经出来的老阿妈。

　　“月光下，我跟她说不同药的作用以及怎么来吃，告诉她出门在外要多穿衣服，并把我找出来的厚衣服披在她身上。她伸手过来摸我的脸，又一次将她的额头贴上来，再把我的额头贴在她的额头上。她把我揽在她的怀里，掉下来的眼泪，滴在了我的脸上。”

　　浓烈的情感之下，娓娓讲述，这样的文字，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像许多藏民一样，老阿妈不会说汉语，她也没有说话，陈莉莉也说不出几句完整的藏语。可能那就是那种最伟大的人类情感。甚至都可以想象，当老阿妈眼泪滴下，瞬间就消融了族群间的隔阂。

　　海拔4000米之上，有着怎样的生活？也许太多人无法想象，那里太过遥远，也过于寒冷。不仅如此，布达拉宫、寺庙、冰天雪地、牦牛等物体，成为不多的符号，覆盖了众人对藏地的认知。非常幸运，有了陈莉莉的写作，它几乎击碎了最坚硬的壁垒，驱赶着干瘪、贫乏的认知。

　　阅读《来古记》，能看到，陈莉莉的生命与那片土地有着高度的契合。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当陈莉莉“越来越被纳入到他们的圈子里了”的时候，她竟还不能与当地人进行语言交流。不过也没有什么关系，契合，就是一个平实、淡然的生命，遵循内心，尊重藏地的生活、生命，而这也给了她一种超越语言的特殊能力。如涓涓细流，她在那里生活、教学、做赤脚医生（做一些简单的救助工作），琐碎、平常，每天也都忙忙碌碌。

　　语言本就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阻碍，情感是生命中最纯粹最有力量的东西，正是它，让陈莉莉放松下来，融入了当地的生活，迅速地把一个陌生的汉族女子变为来古村的丁增卓玛。

　　我更愿意把《来古记》看作一份纯粹的记录，因为，她的文字里有一种暧昧，可能这是陈莉莉的书写更为珍贵的一个方面。

　　村子文化教育程度低、孩子不肯读书，这是现实。在来古村的一年，陈莉莉自觉不自觉地也想改变它。因此，陈莉莉常去做家访，想尽可能地把孩子从青稞地里拽出来。

　　故事是一种隐喻，可以理解为藏地孩子不喜欢读书与热爱自由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把火车驶来的远方认为是藏族人向往着的无拘无束的生活，或者孩子只是向往，他也许更热爱脚下的土地。这一切是暧昧的，没有答案，就像卡夫卡的疑问一样。陈莉莉敏感于此，也让她的文字更为坦诚。

　　离开来古村后，每一年，陈莉莉都会返回村子，去看望孩子们，也一起吃个饭，聊聊分别后的日子。但在餐馆吃饭的事情，让陈莉莉很难过，她和孩子们的距离，那一瞬间，被拉得咫尺天涯，即使他们的关系已那样亲密。

　　另一方面，这样的事情，也让陈莉莉意识到，她和孩子们，和村庄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她说，在结束城市生活后，还要回到来古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