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辉

　　自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此前，本书的第一部至第四部曾在其他出版社出版并加印过。如今，这部书从第一部到第八部终于都写完了，即将由作家出版社整体出版，以完整的样貌与广大读者见面。对于作者来说，这是一件幸事。

　　创作缘起

　　这部小说，我大约是2009年开始动笔写的。如果要将酝酿本书的时间也加入创作时间，那就更长了。它的创作缘起，与我就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有关。2005年至2008年，我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的课题是宋代的消费史。博士论文完成后，我在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补充，2010年完成并出版了数十万字的学术专著《宋代消费史：消费与一个王朝的盛衰》（中华书局，2010年版）。

　　众所周知，历史学术写作必须严谨，必须用材料说话。在进行宋代消费史研究的过程中，我总感觉史载无法提供给我对于历史人物的完整想象，也无法提供一段历史的完整生动的图景。在史载的文句段落间，有太多的“历史空白”。这种“历史空白”，不可能依靠学术写作来填补。然而，这种“历史空白”却成为我心中的“块垒”。那些印在古籍上的一个个名字，难道只是一个个符号吗？不，它们所指代的人，曾经和我们一样，是活生生的人啊。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他们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史载中短短的文句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一个历史事件，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生发展的？这些问题，不时激荡着我的胸怀，激发着我的想象。于是我最终决定要创作一部文学作品。因为文学作品可以借助想象，来实现学术研究无法实现的目标。

　　全书的构思与主要内容

　　对于《大宋王朝》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最初的构思计划很庞大，原打算像蔡东藩写《宋史演义》一样，写一部关于宋朝全史的长篇历史小说。开始动笔后，我对最初过于庞大的创作计划进行了修订，决定将小说的故事聚焦在宋太祖、宋太宗致力于统一中国这个历史阶段，并计划写8部。

　　从体量上说，我规划的是200万字左右。照这个体量，《大宋王朝》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长篇历史小说之一。有些“穿越”类、奇幻类的历史小说可能规模更大，但从文学类型与艺术风格来说，它们与严肃的历史小说还是有区别的。如此规模宏大的长篇历史小说，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能否使作品在框架结构上既恢宏大气又缜密细致，在叙事上既草蛇灰线又伏笔千里，在情节设置上既环环相扣又高潮迭起，是创作能否成功的关键。

　　小说从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开始，至公元976年赵匡胤在开封皇宫中神秘去世为止。其间，赵匡胤致力于统一中国的故事，是整部小说的叙事核心。我决定因情立体，让笔触在历史时空与人心人性中自由穿梭、在叙事与议论间自由转换，如矢直涧曲，或回溯五代十国的乱世恩怨，或深挖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或抒写情志描绘风物，或沉思历史与人的命运。17年间发生的陈桥兵变、金匮之盟、宋朝平定内乱、挫败契丹偷袭、杯酒释兵权、吞并荆湖、破后蜀、灭南汉、征南唐等重大历史事件作为重要历史元素，被我用以绘成一幅既恢宏连贯又有丰富细节的波澜壮阔、瑰丽悲壮的宋初全景画。在这幅全景画中，我着力表现主人公之间的利益冲突、恩怨情仇以及宋朝与当时并存于世的各割据政权的斗争博弈。

　　书中既有历史真实人物，也有虚构人物。各国朝堂上的君主、大臣、谋士，后宫的皇后、嫔妃、侍女，战场上的元帅、将军、战士，市井间的贩夫走卒等，在这部规模宏大的作品中纷纷登场。我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皇弟赵光义（本名赵匡义）、大宋第一谋士赵普、年轻的将军王承衍、义士周远、妓女柳莺、皇后如月、名将慕容延钊和石守信，后周韩通之子韩敏信，南唐中主李景（本名李璟）、后主李煜、名臣韩熙载、舞女窅娘、后蜀主孟昶，南汉主刘鋹，吴越国主钱俶等十多个主要人物形象，也画龙点睛地勾勒了数百个次要人物形象。

　　我也努力在叙事过程中，巧妙地体现宋初的制度、地理、风俗、名物、文学等历史细节。希望读者阅读此书，在随书中人物的命运沉浮而动情感怀的同时，可以看到一个生动鲜活的大宋王朝；在对故事快乐、投入地阅读之余，还会掩卷深思中国的国家特征与历史人物命运变迁之间的关系。希望这部长篇历史小说，能通过生动的故事挖掘中国古人的心理与情志，探索宋代国家制度、社会特征形成的历史原因和人为原因。我还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能够超越读者对已有长篇历史小说的想象，带给读者更多意外的收获。

　　为了完成此书，十余年间我浸淫钩沉浩瀚的宋代史籍资料，驰骋纵横于无垠的艺术想象空间，勾情经，梳辞纬，潜心创作。如今，这个故事终于讲完了，讲得如何，还有待读者评价。

　　文学创作与历史文献

　　我希望能通过这部长篇小说，塑造一些历史人物，讲述一段生动而丰满的故事，同时也以此寄托自己对于历史的思考和感受。这样一来，之前进行学术研究所做的文献准备工作自然就帮了大忙。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为进行学术研究而触及的宋代文献远远超过了为创作这部历史小说所需要参考的核心宋代文献。我写《宋代消费史：消费与一个王朝的盛衰》一书，研究的是宋代三百二十年的消费历史，自然要去研究全宋的文献；而创作这部长篇历史小说，虽然定名为《大宋王朝》，但核心故事的时代背景却是宋初的17年。当然，因为小说叙事、议论的需要，我会不时在书中倒叙宋代以前的事情，偶尔也会述及宋代以后的人事。因此，为创作《大宋王朝》这部长篇历史小说而参阅的文献并不局限于宋代文献。

　　可以说，在攻读博士期间，我系统地翻阅了宋代史料以及研究宋代的专著。对于这些史料，虽然不敢说如数家珍，但是说“比较熟悉”还是可以的。实际上，我很早就对宋代感兴趣，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已经研读了不少宋史文献。

　　《大宋王朝》自第一部出版以来，被读者称为开创了历史小说创作的“新史家小说流”，因为小说文本细节背后有许多坚实的历史考证为支撑，作品由此充满了可以慢慢品味咀嚼的历史细节，从某种程度上说，小说本身也由此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知识体系。一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指先期出版的几部），因这部小说的文本而对其背后的历史记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些历史的资料、文献对于我的创作，也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唐书》《十国春秋》《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宋史纪事本末》《宋朝诸臣奏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宋朝事实》《五代会要》《唐六典》《朝野类要》《武经总要前集》《东京梦华录》《历代名臣奏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宋文鉴》《宋史全文》《宋大诏令集》《宋元方志丛刊》《宋史资料萃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全宋笔记》，等等。

　　对于这些文献，专业历史研究者应该是很熟悉的，但是一般读者可能会感到陌生。我想说的是，千万不要因为“陌生”而对阅读这部小说本身产生畏难情绪，我创作的《大宋王朝》是一部历史小说、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专业书，更不是历史学术著作。衷心希望自己在创作中对它们的阅读参照、思考融入，能为作品赢得更多的读者，既能激发读者对它们的阅读兴趣，又能促进读者去研究历史，能使大家在阅读小说之余有进一步的收获。

　　语言、叙事与历史细节的描述

　　历史小说的创作中，有一个很大的难点是如何处理现代与历史的关系，这涉及选择语言的风格，涉及运用叙事的技巧，还涉及对于一些制度、地理、风俗、名物、文学等历史细节的描述。

　　创作《大宋王朝》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我将语言确定为现代风格。全书主要的叙事语言是现代的，以易于被当代读者所接受。但是，我希望这部作品在语言上也能够给读者制造出一种“现代”（当下）与“古代”（过去）共存的印象，强化现代与历史的不可分割性。因此，小说中有些地方会在主体现代风格的叙事语言中，故意穿插使用少量文言（大多是通过书中人物之口）。这样写，一方面是为了反映书中人物的个性与历史真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暗示宋代社会的语言风格。宋代本身是一个庙堂文言与民间口语共存的时代，宋代的“讲小说”“讲史”“讲经”“说诨话”，就是很流行的民间通俗文学。为了给读者制造这种“现代”（当下）与“古代”（过去）共存的印象，我会有意识地在需要之处，从历史文献中引用原文。这部小说中所引用的历史文献原文，包括诏令、奏章、书札、墓志、诗文等，其中有些还是珍稀文献。普通读者如果没有阅读这部小说，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接触这些文献。我相信，这些内容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将是一种阅读带来的额外惊喜。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也算是一种“彩蛋”。

　　这种配合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而进行的对历史文献的引用，大大增加了创作的难度。但是，我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这样的写法，一方面可以在内容上增强小说的历史真实性，另一方面也能在形式上体现上述创作思想。同时，这种创作努力也将有效增强作品内在的知识体系感。这种知识体系，不是孤立、枯燥地存在的，而是围绕着小说主要人物建立起来的，是为叙事服务的，是为塑造人物形象与个性服务的。它们使小说主要人物的思想、情感和整个人生变得更加真实、丰满和立体，也使小说具有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在小说第八部《江山多娇》中，在讲述大辽使者在宋朝君臣面前背诵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这段故事时，借大辽使者之口，引用了《天子游猎赋》全文。理由有五：其一，是小说情节发展至此制造氛围的需要，通过长篇引用，凸显契丹使者的超强记忆力；其二，暗示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其三，为宋朝皇帝赵匡胤听了大辽使者背诵《天子游猎赋》后发表观点进行铺垫；其四，此赋多用玮字，以瑰丽的文采描绘了国家的大好河山，同时对统治者提出了劝谏，这是与这一部书的书名“江山多娇”相呼应的，是为全书主旨服务的；其五，希望在小说叙事中结合情节发展的需要和人物塑造的需要，巧妙引用古代有价值的文献，保存中华文化基因。

　　此外，我也会在叙事过程中，于一些细微之处，用一些看似不经意的表达，来传达这部小说在文化与历史方面的旨趣。比如，在第六部《内廷的烛影》中，小说叙事至赵匡胤发十一州之军会兵襄州讨伐湖南时，顺带介绍郢州的地理，并自然地提起“宋玉”这个郢州历史上的人物。这一提及，貌似多余，却是为小说的主旨思想服务的。在写天下布武、战争阴云密布时提及文人，其实是把“宋玉”作为一个符号、一种暗示。宋玉是文学史上写赋的名家，而宋代国策是重文抑武，所以我提到宋玉是为了暗示：千百年来，各方势力逐鹿中原，在一次次腥风血雨中沧海变桑田，但最终，山川大地流传下来了，同样得到流传的还有看似弱不禁风的文化。我想，这本该是留待文学评论家们分析阐释的，但既然写到这个问题，我便顺便提一下。

　　长篇历史小说要精彩，要让人爱读，叙事是否成功很关键。创作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我在叙事方面的设计也花了不少心思，采用了顺叙、倒叙、插叙等多种技巧。为了改变叙事的节奏，消除读者可能因简单叙事引起的审美疲劳，同时考虑到小说自身知识体系和风格的建构，我有意识地在叙事过程中穿插一些看似与情节无关，却内在地服务于主题的内容。比如，这部小说会随着叙事的发展、情节的推进，穿插讲述一些地名、山川、河流、文章、诗词的知识或典故。在我看来，一个地名不仅是一个地名，大宋王朝也不仅是一个王朝名，它们承载着中国自古以来的很多东西。大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中一个重要的阶段，而这个历史阶段并不是孤立的，它承载着中国的文化血脉，融于国家的每一片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篇流传下来的经典文章和诗词中。比如第四部《鏖战潞泽》开始就写龙门石窟，穿插写到以往的历史，是一种有意的创作安排。再如第六部《内廷的烛影》中，我借老宰相范质之口，陈述《墨子·尚同》的一些内容。这样的叙事设计，一方面是借引经据典的表达方式，凸显老宰相范质刚正又有点迂腐的个性和文人本色；另一方面，是因为《墨子·尚同》探讨了治国之道，我认为一部反映宋初历史的真正的历史小说就应该在叙事中探讨宋代治国思想与历史上各种治国思想的渊源、交融、博弈与冲突。如此一来，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才能包罗万象，形成一个自身的庞大体系，才可能会被读者反复阅读和品味，甚至被专家反复讨论和钻研。

　　对制度、地理、风俗、名物、文学等历史细节的描述，看似简单，实则很难。奇幻、戏说类的历史小说可以写得很随意，真正的历史小说却得对它们做一番严谨的考证。比如，宋初武将的战袍制式是怎样的？小说中写到赵匡胤时，我有时会说他披了一件缺胯赤色战袍；写到大将李处耘时，我有时会说他穿了一件缺胯绿色战袍。所谓的缺胯战袍，就是披甲在身时，露出右臂的战袍，这种战袍一般是宋代元帅或主将所穿。在写湖南某员大将时，我会说此人穿了一件交领左衽锦袍。因为宋初的一般武将、武侍常常穿这种锦袍。对这些细节的描写，需基本符合历史事实才好。有些食物、器具名字，在宋代很常用，现在却几乎不用。比如，“爊肉”是什么食品？据学者研究，“爊肉”大概是一种过油煎后的肉，便于存放，有时夹在蒸饼中吃。再如，小说中写到一种器具——檐子。它类似于轿子，但形制小而简，以肩抬。高承《事物纪原》卷八有此物条目，可能出现在唐乾元以后。宋初轿子形制尚未形成，但有此类似轿子之物。历史学家陈振先生还写过一篇题为《轿子的产生和发展》的论文，其中就提到檐子。如果我在小说中用“轿子”一词，那就不符合宋初的事实了。作品中类似的小例子不胜枚举。

　　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涉及的制度、地理、风俗、名物、文学等历史细节实在太多，限于我的水平，在这部小说中，对有些事物的介绍或描述，可能有不准确、不正确之处。如果方家发现错误，欢迎不吝赐教，以期有机会再版时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