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朱元璋十讲

作者：陈梧桐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1月版

　　【内容简介】

　　本书在忠实于历史事实、全面吸收朱元璋研究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以讲座体的形式和通俗的文笔，从十个方面，对朱元璋一生的重大事件以及引起重大争论的问题进行了客观阐述，最大程度地让普通大众了解中国历史上这位声名显赫又与众不同的“草根皇帝”。

　　【作者简介】

　　陈梧桐，著名明史学家。1935年11月出生于福建安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少儿国学》杂志主编、中国明史学会顾问、朱元璋研究会顾问。出版有《朱元璋研究》、《洪武皇帝大传》（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朱元璋大传》、《晚明悲歌：大明王朝灭亡之谜》、《黄河传》（第一作者，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明史十讲》（第一作者）等多部著作。参编、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多部。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样章试读】

　　第九讲

　　复兴以华夏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

　　一、尊孔崇儒，制礼作乐

　　明朝建立之时，面对的是元朝统治者实行蒙古文化本位的基本国策，导致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阻滞不前的局面。为了振兴传统文化，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重中之重便是尊孔崇儒，制礼作乐，重新确立儒家的独尊地位。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取得独尊地位，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经过魏晋南北朝，道、释兴起，儒学受到严重挑战，但在唐宋又复巩固其独尊地位。到了元代，忽必烈虽附会汉法，但仍坚持蒙古本位的国策，从而构建起独特的内蒙外汉的政治文化二元复合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作为传统文化核心主干的儒学被边缘化，丧失了独尊的地位，儒士也被边缘化了。元仁宗延祐年间复开科举，明令“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程颢、程颐兄弟）、朱晦庵（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注释为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定为官本，使理学完成官学化的过程。但蒙古本位的基本国策未变，理学并未变成官方治国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儒学与儒士边缘化的境况没有改变。

　　明朝刚建立，朱元璋即于洪武元年（1368）二月下诏以太牢（牛、羊、豕三牲齐备）祀孔子于国子学，遣使诣曲阜祭孔，并郑重诫谕使臣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儒学重新恢复了其独尊的地位。

　　为了树立儒学的崇高地位，朱元璋大力提倡尊孔崇儒。他在登基的次日，即下诏召元代最后一位衍圣公、国子祭酒、孔子的第55世孙孔克坚入京朝见。四月，孔克坚入京朝觐，朱元璋说：“尔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经世。万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有赖焉。”并赐田2000大顷（折合民间官田6000顷），赐宅1区、马1匹，月给米20石。十一月，诏以孔克坚之子孔希学为衍圣公，品秩由元代的三品升为二品，赐铁印，置衍圣公衙署，以其族人孔希大为曲阜世袭知县，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立尼山、洙泗二院，并免除孔氏子孙及颜、孟大宗子孙的徭役。孔希学每年入京朝觐，都受到特殊的礼遇，“会班亚丞相”。孔希学死后，其子孔纳袭封衍圣公，当时丞相已废，他每年入京朝觐，都可乘坐驿站的车船，召见时位列文臣之首。十五年四月，诏令全国通祀孔子。五月，京师国子监落成，又释奠于先师孔子。到第二年二月，据谏官关贤的报告：“国朝崇尚儒术，春秋祭享先师，内外费至巨万。”尊儒之风，盛极一时。

　　儒家的学说之中，宋代的程朱理学在先秦儒学的外王之外，着力解决内圣问题，使内圣与外王有机地贯通起来，形成一个完整而精致的理论体系，因而也更加适应在战乱的废墟上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因此，朱元璋对程朱理学的提倡更是不遗余力。登基之后，朱元璋继续任用元末朱学在浙东金华（婺州）的传承人物，让他们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或礼乐制度、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进一步确立程朱理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如金华朱学的正宗传人柳贯、黄溍的弟子宋濂，自召至应天，即除江南儒学提举，受命教太子读经，寻改起居注，恒侍朱元璋左右，备顾问；明朝建立后，历任翰林院学士、赞善大夫、知制诰、《元史》修撰总裁等官，除为朱元璋谋划建国方略外，还参与礼乐制度的制定，“一代礼乐制度，濂所裁定者居多”。师从郑复初受濂洛之学、继承“儒先理学之统”的刘基，奉召至应天后，除不时“敷陈王道”之外，还为朱元璋削平群雄、平定天下献计献策；明朝建立后，历任御史中丞、赞善大夫、弘文馆学士，封诚意伯，参与制定律令、完善科举制度，编定“戊申大统历”和《大明集礼》。柳贯、黄溍的另一个弟子王祎，洪武初年受命参与礼制的制定，并与宋濂共同出任《元史》总裁官，与之一起将金华朱学“文道合一”主张写进《元史》的《儒学传》；《元史》修成后，擢为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又奉诏预教大本堂，教太子和诸王读经。元代金华著名理学家许谦之子许存仁，受命出任国子学第一任祭酒长达10年之久（包括吴元年），对树立程朱理学在教育部门的主导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朱元璋还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提倡读经。他反复告谕群臣：“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经》载圣人之道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无。人非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他除经常命儒士为皇太子、诸王和文臣武将讲授儒家经书外，还规定学校生员必修《四书》《五经》。北方经过长期战乱，经籍残缺，洪武十四年四月朱元璋特地颁赐《四书》《五经》于北方学校，“使其讲习”，还特命国子学祭酒许存仁教授生徒应“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在国子监与各府州县郡学均立有一块卧碑，上刻几行大字：“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不遵者以违制论”。全国的科举考试，一概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以程朱注疏为准。举国上下所有思想言论，都被纳入程朱理学的轨道。

　　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的内容非常庞杂。朱元璋对它的利用是从维护、巩固君主专制的需要出发的，凡是符合这个要求的便积极加以提倡，不符合这个要求的就加以抛弃。孟子是儒学的“亚圣”，他的著作历来被当作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朱元璋读《孟子》，见《离娄》篇有“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等几句话，“怪其对君不逊”，大怒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下令撤去孟子在国子学孔庙中的牌位，规定“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刑部尚书钱唐抗疏入谏，说：“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后来才又恢复孟子的牌位。但是，朱元璋对《孟子》中那些有悖君权神圣的语句，还是极为不满。洪武二十七年（1394），特命老儒刘三吾编辑《孟子节文》。刘三吾按照他的旨意，将《尽心》篇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梁惠王》篇的“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可杀”一章、《离娄》篇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一章、《万章》篇的“天与贤则与贤”一章，以及“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等，甚至连引自《尚书·汤誓》的“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都统统删去。全书总共删去85条，只留下170多条，然后刻版颁行全国学校，规定删除部分“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