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史传》曰：“辞宗丘明，直归南董。”所谓“直归南董”是指记事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样秉笔直书；而“辞宗丘明”，指文辞记录方面要学习左丘明。刘知几盛赞左氏的语言具有“典而美”“博而奥”（《史通》）的特点。这种语言特点趋向于诗化，即在《左传》文本中大量引《诗》赋《诗》和运用歌谣韵语使叙事具有诗情，整齐而富有节奏感的段落和引发想象联想的字句营造出诗境。这种既包括诗歌、韵语，又富含诗情的书写方式应被称为“诗笔”。历史的记录不应仅仅是直白的表露，也有想象的朦胧、诗意的表达，因此“诗笔”的运用也应当是中国古典叙事的经典笔法。 

　　一 

　　《左传》记事，无论是议论时事、臧否人物，还是劝谏讽喻、析理辨言，抑或是出使专对、会盟宴好，都大量用《诗》，这成为《左传》“诗笔”最明显的标志之一。用《诗》可分为三类：一是赋《诗》，二是引《诗》，三是评《诗》（评《诗》仅一例即季札观乐）。

　　聘问赋《诗》，始于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子重耳寄居秦国，秦穆公宴请他时，“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杯酒之间，诗味溢散，晋文公的谨小慎微与壮志雄心、秦穆公的慷慨豪壮与英雄相惜，皆藏于所赋之诗中，可谓“两雄相当，意气逼人，隐隐有当今英雄惟孤与使君意”（劳孝与《春秋诗话》）。襄昭之际，赋《诗》活动发展到极致，尤其以垂陇之会郑国七子赋《诗》和郑国六卿饯宣子于郊赋《诗》比较著名，多次的大型赋《诗》活动成就了春秋时期的风流盛事。在非正式宴饮场合中，春秋之人也偶有赋《诗》一首以记时事，如卫人赋《硕人》、许穆夫人赋《载驰》、秦人赋《黄鸟》。与宴享赋《诗》断章取义不同，以上三例是心有所感而发言为诗，左氏虽只录诗目却“诗味”盎然，后人读罢尤能一倡三叹，诵咏良久。

　　与“赋《诗》”相比，《左传》中的“引《诗》”行为更为频繁，无论是臧否人物、扬扢风雅，还是讽刺劝谏、解释说明，大量的“引《诗》”行为都彰显了《左传》对“诗笔”的运用。“引《诗》”论事评人多在事件的结尾，一般借“君子”“孔子”或时贤之言来表达。如鲁昭公五年：“《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叔孙昭子即位后，秉公处理竖牛，所以孔子引《大雅·抑》表扬叔孙昭子有正直的德行。“引《诗》”说理劝谏，多出现在君臣之间，如鲁文公元年，秦穆公引芮良夫的诗反对杀死孟明；鲁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引《周颂》四首诗训诫潘党。劳孝与评此两处引《诗》“一善于居功，一善于处过。可见秦、楚二雄皆深得力于《诗》者”（《春秋诗话》）。

　　除了运用大量《诗经》作品及逸诗外，《左传》中的“诗笔”还记录了相当数量的歌谣谚词一类的韵语，这些韵语文体未经润色，或文风古朴，或别有风趣。鲁襄公四年，魏绛引用《虞箴》劝谏晋悼公不能沉溺田猎，要以德行法度近安诸夏远服戎狄，“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兽臣司原，敢告仆夫。”箴言规诫君王过失，用词典雅古奥，语意深远悠长，发正《雅》之余声。鲁昭公十二年记载了两则投壶词，背景为晋昭公设宴款待齐景公，宴饮之余以投壶娱宾，“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这两段韵语句式整齐，词中互相争胜，颇有趣味。《左传》中另有讴、歌、谣、谚、卜等丰富的韵语材料散落在春秋时期的各个角落，它们虽然体裁繁杂，或只言片语，或鲜成篇章，但这些韵语可歌可诵，妙绝道理，引譬连类，韵味悠长，是《左传》“诗笔”很好的补充。

　　二 

　　海登·怀特说：“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表现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元史学》）也就是说，史与诗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着诗学的本质。《左传》一书既有史学的属性又有文学的特质，它将比喻、排比、顶真、对偶等修辞方法和想象、联想等表现手法综合运用，其书写结果营造出的诗意，成为《左传》“诗笔”的又一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