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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的“诗笔”

发稿时间:2019-09-10 14:17:00 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徐佳超

 

  《文心雕龙·史传》曰:“辞宗丘明,直归南董。”所谓“直归南董”是指记事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样秉笔直书;而“辞宗丘明”,指文辞记录方面要学习左丘明。刘知几盛赞左氏的语言具有“典而美”“博而奥”(《史通》)的特点。这种语言特点趋向于诗化,即在《左传》文本中大量引《诗》赋《诗》和运用歌谣韵语使叙事具有诗情,整齐而富有节奏感的段落和引发想象联想的字句营造出诗境。这种既包括诗歌、韵语,又富含诗情的书写方式应被称为“诗笔”。历史的记录不应仅仅是直白的表露,也有想象的朦胧、诗意的表达,因此“诗笔”的运用也应当是中国古典叙事的经典笔法。 

   

  《左传》记事,无论是议论时事、臧否人物,还是劝谏讽喻、析理辨言,抑或是出使专对、会盟宴好,都大量用《诗》,这成为《左传》“诗笔”最明显的标志之一。用《诗》可分为三类:一是赋《诗》,二是引《诗》,三是评《诗》(评《诗》仅一例即季札观乐)。

  聘问赋《诗》,始于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子重耳寄居秦国,秦穆公宴请他时,“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杯酒之间,诗味溢散,晋文公的谨小慎微与壮志雄心、秦穆公的慷慨豪壮与英雄相惜,皆藏于所赋之诗中,可谓“两雄相当,意气逼人,隐隐有当今英雄惟孤与使君意”(劳孝与《春秋诗话》)。襄昭之际,赋《诗》活动发展到极致,尤其以垂陇之会郑国七子赋《诗》和郑国六卿饯宣子于郊赋《诗》比较著名,多次的大型赋《诗》活动成就了春秋时期的风流盛事。在非正式宴饮场合中,春秋之人也偶有赋《诗》一首以记时事,如卫人赋《硕人》、许穆夫人赋《载驰》、秦人赋《黄鸟》。与宴享赋《诗》断章取义不同,以上三例是心有所感而发言为诗,左氏虽只录诗目却“诗味”盎然,后人读罢尤能一倡三叹,诵咏良久。

  与“赋《诗》”相比,《左传》中的“引《诗》”行为更为频繁,无论是臧否人物、扬扢风雅,还是讽刺劝谏、解释说明,大量的“引《诗》”行为都彰显了《左传》对“诗笔”的运用。“引《诗》”论事评人多在事件的结尾,一般借“君子”“孔子”或时贤之言来表达。如鲁昭公五年:“《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叔孙昭子即位后,秉公处理竖牛,所以孔子引《大雅·抑》表扬叔孙昭子有正直的德行。“引《诗》”说理劝谏,多出现在君臣之间,如鲁文公元年,秦穆公引芮良夫的诗反对杀死孟明;鲁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引《周颂》四首诗训诫潘党。劳孝与评此两处引《诗》“一善于居功,一善于处过。可见秦、楚二雄皆深得力于《诗》者”(《春秋诗话》)。

  除了运用大量《诗经》作品及逸诗外,《左传》中的“诗笔”还记录了相当数量的歌谣谚词一类的韵语,这些韵语文体未经润色,或文风古朴,或别有风趣。鲁襄公四年,魏绛引用《虞箴》劝谏晋悼公不能沉溺田猎,要以德行法度近安诸夏远服戎狄,“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兽臣司原,敢告仆夫。”箴言规诫君王过失,用词典雅古奥,语意深远悠长,发正《雅》之余声。鲁昭公十二年记载了两则投壶词,背景为晋昭公设宴款待齐景公,宴饮之余以投壶娱宾,“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这两段韵语句式整齐,词中互相争胜,颇有趣味。《左传》中另有讴、歌、谣、谚、卜等丰富的韵语材料散落在春秋时期的各个角落,它们虽然体裁繁杂,或只言片语,或鲜成篇章,但这些韵语可歌可诵,妙绝道理,引譬连类,韵味悠长,是《左传》“诗笔”很好的补充。

   

  海登·怀特说:“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表现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元史学》)也就是说,史与诗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着诗学的本质。《左传》一书既有史学的属性又有文学的特质,它将比喻、排比、顶真、对偶等修辞方法和想象、联想等表现手法综合运用,其书写结果营造出的诗意,成为《左传》“诗笔”的又一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