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发布公告，根据投票结果，梁晓声《人世间》、徐怀中《牵风记》、徐则臣《北上》、陈彦《主角》、李洱《应物兄》摘获茅奖。陈彦的《主角》被认为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以中国古典的审美方式讲述了一则寓意深远的“中国故事”。

　　最初，他以创作戏剧受到公众关注，最被称道的是“西京三部曲”，即秦腔《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这位戏剧界的“老将”，近年来在“戏台”外也屡有斩获：出版有散文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还有长篇小说三部曲——《西京故事》《装台》《主角》。他坚持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咀嚼生活，取材底层，为无名者、边缘人描影画形，以悲悯之笔，洞察时代颠簸中普罗大众的心灵悸动，回应和解读社会问题。

　　1 秦腔起落折射血脉延续

　　茅盾文学奖结果揭晓那天，陈彦正在西安的家中。

　　调往北京工作后，他很少有时间回乡探亲，此次，借着年假，他和家人短暂相聚。正值饭点，陈彦和老母亲在厨房里忙碌，包着饺子、擀着面条，手机响了，一位朋友告诉他：茅盾文学奖出来了！你的《主角》在里面！听到喜讯，母亲提议：咱们开瓶好酒，庆祝一下！陈彦摇摇头：不喝了，我刚吃了头孢。

　　半个月后，坐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办公室里，陈彦告诉笔者，虽然当天没喝成庆功酒，能获得专业评价体系的认可与褒奖，他十分兴奋，也很欣慰。

　　《主角》动笔早在2011年。还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时候，陈彦写了个“角儿”的开头，当时定的名字叫《花旦》，前后拉杂了四五万字，却觉得找不着头绪，难以剪裁，半途搁笔。调到陕西行政学院后，和舞台拉开了一定距离，“庐山”渐远，陈彦反而豁然开朗，利用新工作带来的寒暑假，啃锅盔、冲油茶，酣畅淋漓地将女演员忆秦娥的离合际遇娓娓道来，著成8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主角》。

　　2017年11月，《主角》刊见《人民文学》，《长篇小说选刊》转载，陈彦自述：“有了老农秋收般的光荣，一时间，好像玉米也成了，大豆也成了，地畔子上顺手拧回一个大南瓜。”

　　《主角》跨越了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描绘了女艺人忆秦娥近半世纪的人生，勾连出秦腔艺术的兴衰起落，两三百个人物在转型期的沉浮跃然纸上。以性格而言，忆秦娥并无“主角相”，剧团里围绕角色分配，厮杀惨烈，她却置身事外，甚至在同行发起陷害排挤的冲锋时，还处于“痴懵”的状态。可她越不争，越被往台上推，终成一枝独秀的大主演。

　　从戏曲研究院的编剧做到团长、院长，整整25年浸泡在剧团的生态中，忆秦娥这个形象揉进了陈彦的观察。他发现，那些寻情钻眼、上蹿下跳的演员或许能风光一时，但若想在舞台上长久地站立下去，还得有真本领。“因为舞台上谁行谁不行，终究得观众说了算。忆秦娥能够成功，一是因为她心无旁骛，只知吃‘人下苦’去磨炼技艺；二是时代使然，动乱结束，文化复兴，被禁演的秦腔浮出历史地表，一肚子戏文的四个老艺人上了年纪，到处寻找衣钵传人，他们发现了角落里最努力的忆秦娥，倾囊相授。”

　　“大角儿需要一份不动如山的笨拙，大巧若拙。在秦腔演出之外，忆秦娥好像什么事儿都不灵光、慢半拍，这份沉稳和笃定正是我们今天重提的‘工匠精神’。”陈彦说。在《主角》的下部，秦腔不再时兴，出于自救，剧团中的人盲目地进行四不像的改良，收效甚微。此时，忆秦娥的四位师傅已经死的死、散的散，她只身进山，去寻访老艺人，吸纳遗落的精华，“金皇后”再度焕发光芒。

　　小说中渗透了陈彦的反思：1976年后，秦腔为代表的传统戏曲短暂辉煌后，遭遇了商品经济的冲击，甚至秦腔被矮化成展示绝活儿的东方奇观，成了博物馆里的老古董，从业者纷纷改行、下海。长期与戏为伴的忆秦娥虽读书不多，反倒比他人更早领悟到，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她紧紧匍匐于中国的大地上，不断吸收民间的营养，待到他人醒悟，她已走得很远。“我写忆秦娥，是时钟的敲击，是现实的逼催，是情感的抓挠，也是理想主义的任性作祟。”他希望从成百上千年的秦腔历史中，看到血脉延续的可能。

　　2 为无名者做传

　　陈彦的笔触描摹着剧团里的苦乐悲欢，也捕捉着舞台下的艰辛苦痛。2015年，他的长篇小说《装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照亮了现实的一角盲区。

　　《装台》描写了一群常年为专业演出团体搭建舞台布景和灯光的劳动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有四个演出团，需要大量的“装台人”，陈彦和他们打过不少交道，彼此很熟悉。写小说的念头是由两个场景激发的：陈彦习惯清晨锻炼，经常在研究院的院子里，看到空地上胡乱仰卧着众多刚收工的装台苦力，他们脸上的憔悴与疲惫，击中了陈彦的柔软。如今，提到这个画面，陈彦唇角抖动，几近落泪：“我觉得，他们是值得被书写、被记住的。”

　　陈彦的院长办公室在三楼，窗户对着舞台的后台口，装台施工人员常在这里抽烟、休息、吃饭，他们之间的对话能清晰地飘到陈彦的耳边，“这些人交谈中的信息量极其密集，他们有故事。”他要为这些渺小者、无名者做传。

　　小说聚焦在装台的小工头刁顺子身上，他手下管理着二三十号人，到处找活儿。劳碌的奔波和持续的病痛外，他的家庭鸡飞狗跳，第三位妻子蔡素芬、亲生女儿刁菊花、养女韩梅纷争不断。刁顺子人如其名，处事以“顺”为先，他对剧团大小演员、各位领导卑躬屈膝，对待蛮横的女儿刁菊花，完全丧失了父亲的威严和自尊，放任自流、予取予求。全书基本上看不到他任何的奋起与爆发。

　　但在陈彦的理解中，刁顺子不是纯粹的窝囊、懦弱——面对庞大生活场域的碾压，他必须做出乖顺的转圜，甚至以“奴才相”去博得施舍，才能在无所依傍的境遇下养家糊口。强硬不能提高他的地位，忧虑挤压着他的个性，但他依旧保持了善良，帮衬着穷弟兄，抚慰着妻女。在陈彦看来，刁顺子这样的“渺小者”，凡庸而高尚。

　　刁菊花是陈彦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她撒泼耍赖、寄生在父亲的血汗上，毫无感恩之心，辱骂继母和姐姐，杀戮残疾小狗。但通读全书，读者不会一味憎恨，也会交付同情。“刁菊花的变态性格有自身的原因，更是时代奢靡之风的产物。她的父亲赚不到什么钱，无法填满她的物质欲望。同时，刁菊花面容丑陋，而这个社会逐渐讲究‘颜值’，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看到他人有一点儿舒心，便心生嫉妒，陷入了毁灭的疯狂。”

　　当刁菊花有望跟随大伯去澳门发财后，她如同脱胎换骨，变得厚道、体贴，获得烟酒商谭道贵的爱情、准备出国整容时，她第一次对父亲有了孝敬的举动。这种反差让刁菊花的形象获得了社会学的意义——她并不是个天生“泼妇”，而是逼仄环境扭曲成的畸形怪胎。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意义所在，让虚构的“这一个”找到社会生活的对应。

　　评论家李敬泽写下了这样的推荐语：《装台》或许是在广博和深入的当下经验中回应着那个古典小说传统中的至高主题：色与空——戏与人生、幻觉与实相、心与物、欲望与良知、美貌与白骨、强与弱、爱与为爱所役使、成功与失败、责任与义务、万千牵绊与一意孤行……此处是盛大人间，有人沉沦，有人修行。

　　在全书的结局处，陈彦战胜了大团圆的诱惑，让一切归零：刁顺子娶了工友的遗孀做第四位妻子，刁菊花的爱人谭道贵因卖假酒获刑，失去经济支持，她的整容半途中断，一无所有地带着塌陷的面容回家，与新继母战火再起……“刁家的好运是短暂的，‘改头换面’谈何容易！轻浮廉价的许诺会背离现实主义的原则，矫揉造作，虚幻不实。”陈彦说。

　　刁顺子还将继续腾挪在循环的困境中，如作家阿来所说，《装台》写出了古往今来莫之能御、无从逃遁的生命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