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丛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远洋贸易受阻

　　“尽管1913年的政治动荡（即二次革命——作者注）使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贸易停滞，1914年看起来前景可期，有证据表明商人开始对中央政府重拾信心。”——Returns of Trade（中国海关年报），1914年，第1页。

　　“大战开始之后，贸易一时间完全瘫痪了。”——Returns of Trade (中国海关年报)，1914，第677页。

　　经过19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世界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紧密相连。各地的商船将美洲和亚洲的棉花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欧洲的工厂，再将欧洲生产的纱线、布匹和机器销往世界。彼时的中国，开埠超过半个世纪的主要口岸早已对挂着各国旗帜的商船司空见惯，参与国际贸易也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进口以纺织品为代表的工业制成品，并出口茶叶、丝绸和大豆等农业产品。国际贸易带来的海关税稳定增长，成为贫弱中国当时向外借款的重要担保。

　　1914年6月24日，塞尔维亚青年刺杀斐迪南大公夫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一战当然将以其席卷欧亚的规模和死伤惨重在战争史上留名，不过这两点很快就要被不久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超越。无法超越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全球化浪潮的影响：19世纪以来欧洲国家降低关税、促进贸易的共识随着战争的打响，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作为战前主要工业品出口国，欧洲国家卷入战争使原本用于生产商品的资源转而制造军火，使战争期间世界市场商品供给，特别是工业品供给大幅减少。而更为糟糕的是，战争使商船被征用，航路被破坏，带来远洋贸易成本的急剧增加：1915年2月，德国开始对英国周围的水域施行 “无限制潜艇战”，不经警告即可打击协约国商船，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击沉船只的吨位数量达11.6万吨。据估计，从1914年到1918年，远洋贸易的实际成本提高了8倍。

　　不过于很多人而言，远洋贸易的暂时受阻或许也不是坏事。

　　二、开放还是封锁？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工业发展？

　　“先进工业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发展。”——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参与公共讨论遵循着一条潜规则：拥护贸易，但不过多纠缠于细节。”——Dani Rodrik, 《贸易的真相》。

　　贸易政策如何影响本国的经济发展是经济学诞生伊始就关注的话题。《国富论》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扣针厂的生产。斯密发现，尽管一个人一天或许都不能生产一枚针，10个人通过分工一天可以生产48000枚针；但是48000枚针要通过市场才能变成财富，由此市场决定了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国富论》诞生超过两个世纪的今天，经济学家已经达成了共识：自由贸易会让各国专注生产其技术或者资源禀赋存在“比较优势”的产品，从而增加产量和产品种类，也有助于提升经济的整体福利。同时，开放贸易、降低壁垒将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引入竞争，这些都有助于提高本国企业的生产效率。

　　但是自由贸易的好处因为看上去过于理想，在实际执行时始终都有质疑的声音。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Dani Rodrik就指出：“那些充分利用全球化推动增长的国家其实会充分使用各种政策工具以促进出口，并使用进口壁垒帮助本国高附加值产业的形成。”从政府的角度，对进口施加关税可以作为收入来源，也可以作为政策工具保护某些重点工业和生产者。由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率先提出并经过后世完善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就认为，某些工业的早期可能效率不高，要规模扩大之后才能提高效率并与其他国家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通过限制进口，在早期对这些工业予以暂时保护。类似的，如果某些工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工业，那么国家也有理由对这些有带动效果的工业予以暂时保护。

　　当代经济学家希望搜集实际证据考察贸易保护政策是否真的促进工业发展。由于战争常常成为打断贸易的意外因素，因为战争突然而至的贸易壁垒可以帮助考察关税是否能真的帮助本国工业的发展。达特茅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Douglas Irwin考察因拿破仑战争影响而于1807至1809年在美国实施的禁运法案。他发现封锁贸易帮助了美国的制造业发展，但同时带来了约占国民总收入5%的福利损失。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Réka Juhász的最新研究则考察拿破仑下令实施的大陆封锁对法国棉纺织业的发展有何影响。她发现，1800年左右的法国企业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却始终未能发展起来。1806年施行的大陆封锁使英国纺织品进口减少为法国纺织品业提供了难得的成长机会，这一影响的效果甚至持续至长期。

　　时针拨回20世纪初，一战中的中国同样面临着远洋贸易受阻和进口的工业品减少，是否也经历了工业的短期繁荣甚至长期发展呢？

　　三、中国棉纺织企业的沉浮岁月

　　“在天津，本土产品填补了进口的减少……困境中的世界为中国（工业）提供了机遇。”——中国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

　　“由欧战所激起的繁荣，转瞬而逝，接着便是极度的萧条。”——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

　　虽然远在东方，中国强烈感受到了一战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从1914到1918年，进入中国的外国商船总吨数减少了1/3。由于棉纺织品在一战之前占中国总进口品的32%，棉纺织品的进口相应发生减少，影响了棉纺织品的市场价格。以棉纱为例，从1914年到1918年，中国的棉纱进口数量减少了57.9%，平均价格则变为原来进口价格的至少两倍。

　　高昂的市场价格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难得的获利机会。一战之前，不少初设的中国棉纺织企业都在资金困境中挣扎，一战的中后期则成为这些企业的获利良机。在南通，曾经的状元张謇建立的大生纺织公司迎来了自1899年创立之后获利最多的一年，资本收益率从1916年的9.8%增长为1919年的108%；在上海，刚刚由1916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立的申新一厂在短短三年里，资本收益率也翻了10倍。根据京都大学教授森时彦对当时23家中国棉纺织厂的统计，1919年，这些工厂的平均资本收益率都超过了100%。按照已故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严中平先生的总结，“地无分南北，厂无论大小，大都全能获得意外的厚利。”

　　与此对应的是新设企业的增加。从1919年到1925年，平均每年都有至少9个企业设立。根据棉纺织企业设立的情况和到口岸的交通成本可以看到，到口岸越容易的县相对会有更多纺织企业。由于中国的主要棉花产地在北部和中部，大多数工厂也出现在这些地区，比如平汉铁路在河北境内的部分就有不少新厂成立。根估计，1930年时中国本土的机械棉纱产量已经超出了消费量，甚至略有出口。

　　但遗憾的是，中国的本国企业并没有充分利用一战的短暂“保护”带来的好处——非不为，实不能。不少企业家发现，尽管棉纱进口减少让企业获得厚利，但是战争也同样阻碍了纺织机器的运输。英国是当时棉纺织机器最重要的生产国，并在一战之前提供了中国的大多数纺织机器。英国纺织机器的数据显示，一战期间收到的海外订单数和实际发出的机器数之间出现了十分明显的间隔，某些订单可能历经三四年才可送出，而在战争结束之后只需要不到一年。民国政府对纺织业的调查也显示，尽管从1916到1919年对纱厂的平均投资有所增加，这些投资却没有转化为纱锭数目的增长。荣德生在日记中写道：“民国六年，申新一厂无法添锭，只物色到两部旧货。生意转佳，月月大赚，不肯抛售故也……民国七年，申一……欲添纱机，无买处……申二定到英机一万。先将老机拆散，坐守新机到达，大失机会。”

　　随着大量新企业在战后集中进入市场，1922年底市场很快由盛转衰，发生了“（原）棉贵（棉）纱贱”的现象。诸多新设企业甚至未及盈利即告倒闭。面对困境，棉纺织企业并没有束手就擒。1917年由各个华厂参与的华商纺织联合会成立，在行业困难时期曾经呼吁企业联手，不过收效甚微。在纺织企业的游说之下，1928年开始国民政府通过关税谈判对进口纺织品征收关税，几种典型布匹的关税从之前的5%上升至1928年的10%左右，1930年进一步提高至13%至24%，并于1934提高至26%至53%，以期能保护国内的棉纺织企业。不过，就在中国企业逐步开始生产行业相对低端的粗纱、低支纱、粗布的时候，日本从一战之后也增加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通过在中国设厂和吞并小厂，日厂逐步占领了高支数的棉纱市场。相对华厂，日厂有更优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充足的资金支持。从1931年至1935年，因国内战乱和美国《购银法案》的影响，纱价跌落，市场萧条和融资困境让中国纺织企业再度陷入困境。根据严中平的研究，从20年代中期开始，超过一半的棉纺织企业经历破产、兼并、或直接被银行接管，哪怕是一时风头无两的大生也未能幸免。

　　1936年的纺织企业逐步开始从逆境中复苏；可惜仅仅一年之后，抗战爆发。由于纺织企业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工业中心，在战争初期即告沦陷。来不及内迁的企业或被破坏，或被占领。抗战结束时已不复重当日荣光。

　　一战的爆发给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按下的不是暂停，而是停止。战争期间，虽然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部门抓住时机得到发展，但囿于资本和外部环境，可以说并不十分成功。一战的结束也并未带来全球化的恢复。以中国为例，新兴的工业企业试图在世界市场冲击中保护自己，使贸易保护成为当时的国家政策。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战后的利益分配不均和世界性萧条引来了对开放的不满和焦虑，极端国家主义落地生根，并在不远的将来把世界重新拖入战火。简单的全球化与简单的封锁都不能一劳永逸地保证经济的繁荣增长，为了让国内群体充分获得来自国际市场的好处，需要精巧的政策组合与制度设计。(作者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主要参考文献

　　（土）丹尼·罗德里克：《贸易的真相》，中信出版社，2018年。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商务印书馆，2011年。

　　（日）森时彦：《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顾纪瑞：《大生纺织集团档案经济分析（1899-1947）》，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

　　Davis, Lance E., and Stanley L. Engerman. Naval blockades in peace and war: an economic history since 1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Juhász, Réka. “Temporary protection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Evidence from the Napoleonic block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 no. 11 (2018): 3339-76.

　　Liu, Cong. “The Effect of WWI on the Chinese Textile Industry: Was the World’s Trouble China’s Opportunity?” Forthcoming a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Stopford, Martin. Maritime economics. Routledge,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