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基础部教授 雷军

　　今年，是汪曾祺先生的百年诞辰。柔和清冷的絮语、沉潜生活的意趣，以及削去锋芒的文韵，让他的小说几十年来热度不减。惠特曼说，“做一个性情温和但意志不可抗拒的人，把广大的世界揽入胸怀”。汪曾祺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文人，真诚地讲述生活的感觉，分享生活的味道。反观当下一些文学创作，成了步步惊心的探险，负重越来越深。汪曾祺的写作，则显出了另一种智慧。

　　其实，写作不止是沉重的叙事，还应传递轻盈、静谧的生活体验。沉重是写作的价值，轻盈也是写作的意义。写作既要理解时代的矛盾，也要浸润日常的平和。羽毛般的语言、含蓄的诗味和素朴洁净的情绪，同样可以动人心弦。汪曾祺在烽火硝烟中把握了生活与人的黏性，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了感官的敏锐，进而成就了朴素的生活、高尚的感受。

　　王安忆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汪曾祺也说：“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汪曾祺的写作，跳出了小说文体的框架，摆脱了故事结构的严谨，也剔除了小说语言紧凑带来的重量。例如，《大淖记事》中既有人物的对立和冲突，也充满着生活的别致、人性的美善。清淡如烟的故事深处，蓄积着生活的赤诚。物质的贫瘠，没能压垮精神的向度；社会的暴力，没能阻断情感的传递。就这样，汪曾祺努力把生活诗化。

　　当小说过度追求密不透风的历史语境、流转不停的画屏、倾泻不止的语言飞沫，来完成所谓的深度挖掘和意义思考时，也往往把生活推向了人的对立面，加速了生活的眩晕和重量。这种渲染和抬高，动摇着人们对基本生活形态的认识，生活最终成了生存的泥淖。汪曾祺的创作，坚持不为某种意义的挖掘而损伤生活。

　　汪曾祺的小说，突破了时间的极致体验。其中的人物，虽然经历过战争的冲击，但仍有着市井自娱和仁者情怀。例如，《文嫂》中有西南联大的时光，《故里三陈》里有北伐的故事。在变动不居中，小说呵护了生活祥和与人性秘密。《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的情感透明朦胧；《岁寒三友》中，三人的友情朴实淳厚。每个人都心怀波澜，静若处子。

　　不以历史价值来判断生命轻重，不以社会区隔来判断人物身份，不以大众道德来陟罚臧否。在被命运碾压过的芸芸众生身上，汪曾祺深深懂得了时间的慈悲。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停笔到八十年代又拿笔，汪曾祺的记忆清晰如初，不带历史的划痕和泪水。他在时间溪流中打捞文化碎片，绣口轻吐。

　　汪曾祺称，明代散文家归有光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人物，对他影响最深。因此，他的小说文白相融，不庸俗不玄妙，不大悲不大喜，以有意的闲笔戳破严密的语言，以旁逸斜出的趣话减缓叙事的张力。他不以语言为盾，抵抗社会的紧张；不以语言为笼，自恋历史暗礁。他想用干净的讲述，来安抚阅读的浮躁和迫切。

　　汪曾祺的小说叙述中，带着婉约、凄婉之美，又伴有禅宗的隐晦和参悟，显得韵味悠长。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曾说：“词是有生命的东西。”汪曾祺的小说，浮动着纯净的生命和摇曳的生活，同时又不乏自省自查。小说语句疏密相间，灵思连绵不绝。偶尔出现的短句，如敲打的磬声，让人思绪顿收、心底亮堂。

　　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世界上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呢。”情致，是对生活保持热切期望、进行文化解读的结果，是卸下生活负重、捕捉生命诗意的结果。情致之下，才有写作的轻盈，才能回归故国家园。汪曾祺的小说，筑起的是一道精神防御墙，启示的是当代文学创作应有的归途。（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