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灼艾帖》，纸本，纵28厘米，横1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袁丁

　　正在故宫举办的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是故宫今年首次重量级展览。展品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主，兼有部分天津博物馆藏品。不但有苏轼自己的佳作，还有部分苏轼师友作品。展览呈现出苏轼的“朋友圈”，包括前辈欧阳修，同辈友人中的王诜、陈慥、李公麟，再到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

　　展品中，《灼艾帖》是现存欧阳修最早的行书，整幅作品自然灵动，于清秀仪态中透出劲健飘逸的风骨。遗憾的是欧阳修的草书至今不见，只有相关记述，例如他的得意门生苏轼为他许多手迹所作的题跋，可以为我们提供想象。《灼艾帖》作于嘉祐元年（1056年），就在此后的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和苏轼这两位文坛巨星在京城相遇，开启了一段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文坛佳话。

　　壹

　　欧公慧眼识英才

　　欧阳修是苏轼童年时期的偶像，苏轼七八岁时从启蒙老师张易简那里得知了欧阳修的事迹，不禁心生向往。此后苏轼经常一边诵读欧公的诗词文章，一边想象他的样貌行事，甚至夜晚还与他梦中相见，把他当成自己的老师。

　　嘉祐二年（1057年），年近半百的老苏带着东坡兄弟进京赶考。礼部进士考试中，弱冠之年的苏东坡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了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梅尧臣的赞叹，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笔力豪骋、超尘脱俗、不同凡响，完全契合他们诗文革新的精神。由于宋代的考试采用“糊名、誊录”制度，考官无法看到考生姓名，也无法根据笔迹识人，因此欧阳修以为这篇文章一定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写，为了避嫌违心地将这篇文章评为第二。后来看到试卷署名“眉山苏轼”后，不禁大为惊讶，也懊悔不已。接下来苏轼一路披荆斩棘，在《春秋》对义中得第一，殿试中乙科。

　　这次考试及苏轼成名作《刑赏忠厚之至论》，为欧、苏的初次相逢提供了良机，同时也奏出一段余味无穷的小插曲。由于欧阳修在读苏轼文章后，怎么也想不出其中的一个典故，恰逢苏轼按照礼俗拜访主考官，于是欧公谦虚地问他：你文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出自哪里啊？东坡回答：我根据《三国志》中孔融用尧、皋陶的典故想当然地推测罢了。面对苏轼的诡辩，欧阳修摸着胡子哈哈大笑，他对旁人说：“这个年轻人善读书、善用书，今后他的文章必定会独步天下！”他写信给梅尧臣：我读苏轼的文章，不自觉就出汗了，真是痛快极了！我应该避开他，放他出人头地，真是可喜可贺！

　　欧阳修又引荐苏轼拜识韩琦、富弼等文坛名家、政界高官，大力推崇三苏父子行云流水、朴实无华、清新晓畅的各类散文，于是三苏父子“名动京师”，天下学子争相拜读他们的文章、学习他们的文法。

　　贰

　　东坡颍州访恩师

　　熙宁二年（1069年），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正式拉开序幕，宋神宗和王安石主导的新法以雷霆之势对旧有制度和规则进行颠覆。韩琦、欧阳修等老臣和苏轼兄弟等年轻官员纷纷上书反对新法，但收效甚微。

　　熙宁四年（1071年）春末夏初，心灰意冷的欧阳修连上三书申请退休，六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到颍州养老。这年七月，苏轼也自请离开京城到杭州作通判，赴任途中，先去陈州探望苏辙，兄弟二人又专程去颍州看望恩师，度过了20多天的美好时光。

　　颍州西湖是欧公最爱。他做颍州太守时，经常泛舟颍水、赏莲观柳，写下了不少畅游颍州西湖、赞美西湖风光的优美诗文。苏轼兄弟来访，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非常高兴，欧公当即在风光宜人的颍州西湖边开宴，师生三人开怀畅饮、作赋吟诗、谈论时局，气氛十分热烈。面对着草木染霜、荷菊争艳的美景和心意相通、才华横溢的学生，欧公容光焕发、满怀豪情。苏轼是制造气氛的高手，宴会上，他头戴菊花载歌载舞，乐得欧公眯起了眼睛，露出他标志性的牙龈。苏东坡《陪欧阳公燕西湖》诗云：“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这场欢宴从清晨持续到暮霭沉沉的夜晚，在明亮的烛光中，师徒三人谁也不愿离去。

　　欧阳修有一个石制屏风，石上的纹理犹如一幅水墨画，欧公非常喜爱，请画工在石上刻画怪松，并为它作诗写文。一天，欧公拿出这块石屏与苏轼兄弟观赏，三人喝茶品石不由诗兴大发。欧阳修命苏轼兄弟以石屏为题作诗，苏辙诗清淡无奇，诗如其人，而苏轼诗作气势恢弘，想像奇特。苏轼把紫石上的纹理想象成孤烟落日、崩崖绝涧，又联想到家乡峨眉山西雪岭上的孤松，使石屏越发超凡脱俗。欧公读到这首诗后非常欣慰。

　　叁

　　两书“亭记”怀醉翁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颍州拜访恩师时不会想到，20年后他也会和恩师一样与颍州结下深厚的情缘。元祐六年（1091年），苏东坡因两次遭到洛党攻击，被迫离开京城，到颍州做太守，此时欧公已仙逝19年。到颍州后，政事之余，苏轼尤其爱寻访欧公遗迹，追随恩师的身影，留下不少佳作。

　　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因支持庆历新政，被贬谪到滁州做太守，其间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并刻石。后来石刻被人拓写过多导致字迹模糊，滁州百姓一直想将“亭记”重新刻石，却未能如愿。苏轼到颍州后，这年十一月，滁州太守王诏托苏轼好友刘景文帮忙，请苏轼重新书写“亭记”，苏轼欣然应允。

　　刘景文到颍州后，苏轼非常高兴，两位好友把酒言欢、诗歌唱和，难免陶然于醉，书兴大发。苏轼醉中常有佳作，他在《题醉草》中说：“我喝醉后，乘酒兴可以写大字草书，自认为清醒后写的书法是比不上的。”苏轼曾亲自编修欧公的50卷《居士集》，并撰写序言，因此对恩师的名篇谙熟于心，加上醉后灵感勃发，苏轼达到了极佳的创作状态，他情思泉涌、笔走龙蛇，写出了一幅气势磅礴、神韵飘逸，给人以无限遐想和美感的草书珍品。在朦胧的醉眼中，苏轼仿佛又看到了恩师对自己的提携指导，看到了他对自己的关怀期望，想到了师徒二人同样波折的命运，这对境遇相似的师生在不同时空的书写中，达到了情感的共鸣、思想的相通和灵魂的高度契合。

　　《醉翁亭记》篇幅较长，苏轼又是醉后书写，因此草书“亭记”有些微瑕，于是东坡又在十天后用最为擅长的大字楷书重新誊写，这才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端庄凝重的楷书大字本“亭记”。

　　岁月流转，东坡大字楷书“亭记”石碑历经磨难依然矗立在琅琊山间，而草书“亭记”几经辗转，先后刻石，也流传至今。它们穿越千年，生动地再现了欧阳修、苏轼这对忘年师友的深厚情谊。作为见证者，它们也将永远铭记这段文坛佳话，留给人们无数的启迪。

　　（作者供职于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