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慧瑛

　　很多年前读过钱穆的《民族与文化》《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等著作，敬佩他的道德文章，也了解他与苏州的渊源。1927年钱穆在苏州中学做老师，1929年与苏州姑娘张一贯缔结良缘，1930年在苏州人顾颉刚的介绍下到燕京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钱穆随校内迁，他的妻子张一贯带着儿女仍生活在北京，他的老母亲居住在无锡乡间老家，直至1939年夏天他们相聚于苏州。钱穆化名归来，在耦园隐居一年，撰写了《史记地名考》。1940年9月下旬，又恐敌伪的胁迫，钱穆忍痛抛下病中老母和娇妻幼子，匆匆离苏，远赴昆明西南联大。从此，钱穆与家人一别六年，一通通南来北往的书信，带着战火的硝烟，寄托着彼此的思念与牵挂。这些从耦园寄出的抗战家书，因时代激变仅仅保存张一贯致钱穆的一部分，它们和钱穆子女回忆双亲的文章，如同一卷卷家庭档案，书写了一个家庭在战火年代的悲欢离合，曾经的亲情、思念、不舍、天真、忧虑、隔膜从文字中跳出来，拼凑成一幅令人伤感的历史画卷。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苏州的张一贯盼着丈夫的手札，在西南的钱穆盼着妻子的家书，都想等到对方的书信后再回复。当战火使通信不能正常之时，他们约定每周互致对方信函。钱穆的书信在特殊年代未能保存下来，而今成为《钱穆家庭档案》上篇的“家书：此情可待成追忆”，均为抗战时期张一贯与儿女们写给钱穆的家书。知识女性张一贯的两地书自1940年9月28日至1945年11月18日，这些书信被钱穆“废物利用”，他在信纸背面撰写零星的读书札记。钱穆离开苏州的第三天，张一贯写下第一通家书，表达 “颇念”的心情，表示会按照他临行时的嘱托，专心做好“事母育儿”两件事情。其时张一贯已身怀六甲，即将临盆，三个儿子读小学，一个女儿上幼稚园，最大的十岁，最小的五岁，生活的重担落到她一个人身上，但她无怨无悔。当时汪伪已知钱穆在苏州，威逼利诱在所难免，为保持中国人的气节，张一贯无条件支持他远离。她深情地对丈夫说：“我只把你的心做主宰，你的话做依归。”因为对钱穆的爱，张一贯孝顺婆母大人，几乎每通信中都要报告母亲的起居、饮食、诊治等情况，以宽慰游子对慈母的思念。张一贯因身体不好，提前产下他们的小女儿晦（后改名辉），出院后立即致函钱穆，告知母亲的情形： “母亲十天没有见面，觉得面色很好，食量也不差，一碗半一顿，喜欢吃红烧肉。一元钱肉，单烧开了，吃四五天，老人家很高兴”。当时生活并不宽裕，但她给婆母开小灶，还购买鱼肝油补充营养，老人家一旦不适立即延医治疗。当老人出现“似病非病”的 “老熟”症状时，她自晨至暮侍奉在旁，并每天花一元钱给老人买酱鸭、酱肉、水果、点心之类，让老人爱吃的就随便吃。张一贯不忘教育儿女对祖母尽孝，“以祖母为中心，小孩们回家，总先问祖母好些否。”张一贯是一位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女性，但依然恪守传统孝道，在教师、妻子、母亲、儿媳的角色转换，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辛劳。

　　甜蜜的爱情是张一贯与钱穆步入婚姻殿堂的前奏曲，婚后生儿育女的艰辛，柴米油盐的操持，成为他们生活的主旋律。开门七件事要安排，收入支出账要核算，人情往来要应对，儿女学业要辅导，张一贯在书信中不厌其烦地向丈夫一一诉说这些家常琐事。生活就如一地鸡毛，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家务诸事，在非常时期全凭她一己之力苦苦支撑，维护了家庭的和美安乐。但夜深人静之际，张一贯牵挂远方的丈夫，关注他的冷暖。一种相思，两地忧愁，温情流淌在她朴实无华的笔端。因为思念，她难以心安，所以说：“我接不着你信，脑筋就会不清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她在信中絮絮叨叨关心钱穆的饮食起居，商量着内迁团圆，说“为着你身体的健康，为着你缺少家人的温存，为着你饮食的调养，我们的迁内是必然之理”，终因洛阳战事以及孩子弱小，使谋划多次的西行终究流产，团聚成为空想，以致她说“恨我不能即来为你照顾一切”。战争让多少家庭流离失所，又让多少家庭支离破碎，但希望还在，她在信中表示：“如再过一两年能得我们见面者，我愿忍一切痛苦，以待来日也。”她偶尔向钱穆诉说离别之苦与盼望团聚之情：“相离了四载，一切的一切，只感到空虚、孤单，何日何时相团聚！愿上帝给我们开路，放出曙光，劈开光明大道，任我们行走，那是快乐幸福的时候。”

　　这些带着她个人思绪的话语，流露了她作为一个女子对丈夫的思念以及内心的孤独，而这种带有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语句在她的家书中很少出现，她更多地是向丈夫汇报家中老小亲友的身体、学习、工作情况以及人际往来、柴米油盐等尘世烟火。其实，再坚强的女子也有柔弱的一面，但这柔弱的一面始终被她遮掩起来，或许为了让远行的钱穆安心。

　　为母则刚。张一贯为儿女撑起一片天，时刻关心他们的健康与学业，合理安排他们的一日三餐，还要为他们缝衣纳鞋，曾在两星期内做了十一双棉鞋，让天真烂漫的儿女们享受浓浓的母爱。但孩子对父爱的渴望不是母亲所能给予的，当女儿钱易生病时，特别想念远方的父亲，一个人在床上自言自语：“爹爹欢喜我，横抱三年，竖抱三年，抱到六岁才不抱。”钱穆离家半月后，钱辉才出生，她对着照片叫 “爸爸”，她不会写字，就画几个圈，说是给爸爸写信，叫爸爸回来，“横抱三年，竖抱三年……”幼小的孩子不懂得母亲的苦，见到其他小朋友有爸爸，就经常向妈妈要爸爸，张一贯在信中如是说。孩儿们渴望父亲的怀抱，做妻子的何尝不想靠着丈夫的胸膛休息片刻呢？

　　很多年后，钱易说： “尽管被父亲留下来的父母亲两地书中的一半告诉我们，那个年代里他们之间是多么相互牵挂、恩爱，孩子们的安危和成长又一直是他们共同的关注，但他们毕竟分离得太久了。”分离太久，就容易产生隔阂。无法跨越的鸿沟屏蔽了彼此的音信，又如一道深深的伤疤，刻在彼此的心坎上。当三十多年后钱穆与儿女、孙辈团圆之时，张一贯已默默地离开了人间。

　　钱穆回忆在耦园著书立说的时光：“侍母之暇，晨夕在楼上，以半日读英文，余半日至夜半专意撰《史记地名考》一书……余先一年完成《国史大纲》，此一年又完成新书，两年内得成两书，皆得择地之助，可以终年闭门，绝不与外界人事交接。而所居林池花木之胜，增我情趣，又可乐此而不疲。宜良有山水，苏州则有园林之胜，又得家人相聚，老母弱子，其怡乐我情，更非宜良可比，洵余生平最难得之两年。”

　　钱穆在杂忆师友的文字中鲜有对张一贯的评价，但这段话中隐藏着对张一贯的无声赞美，正因为有她从容应对家里家外的杂务，才使他一门心思读书写作。

　　《钱穆家庭档案》是一部知识分子家庭的抗战叙事，是一部中国女性坚忍不拔的奋斗历史，更是一部传递孝道、抒写亲情、诉说相思、教育儿女的传统家史。因钱穆的光彩照人，让我们忽视了曾经站在他身后的为他养儿育女、无私奉献的知识女性——张一贯。时光老去，但张一贯的所思所想所为所爱化为一个个文字，穿越时空，又来到耦园的亭台楼阁浅唱低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