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修辞讲话》

　　1951年6月6日到12月15日，《人民日报》连载吕叔湘和朱德熙两位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翌年出版单行本，此后有多个版本面世。

　　《讲话》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由专家实施的汉语规范化的一次成功实践，在普及语言知识、指导语言运用、提高语言能力、促进汉语规范化、推动语文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一部影响最大的比较系统的规范性语法修辞著作”。《讲话》最初连载至今恰好70周年，适逢建党百年和“十四五”开启之年，重温不朽经典，以寄缅怀纪念。

　　《讲话》包含语法和语言规范两方面内容。

　　语法方面，《讲话》确立了结构、语义、表达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明确了语法的概念和范围，就词类等具体语法研究项目阐明了观点，对语法和逻辑的关系作出了说明。《讲话》认为，语法是从大伙儿的说话里面归纳出来的共同纲领，汉语语法主要研究句子的结构和虚字的用法；确立词、短语和句子为语法单位，并认为词和句子是语法上的两个重要单位；提出词类划分的原则并将汉语词划分为八种类型；列出了联合、主从、动宾、主谓短语等4种主要类型的短语；明确了主语、谓语、宾语、表语等句子成分，并提出了区分主干和枝叶的分析方法；科学阐明语法不是逻辑，区分合语法但不合逻辑的非规范现象与不合逻辑但合语法的规范现象，提出语法要服从逻辑的思想以及对习惯语的处理方式。

　　语言规范方面，《讲话》倡导结构、语义、表达全面规范的思想，坚持动态规范观、柔性规范观和约定俗成原则。《讲话》将结构纠缠、结构含混、结构不整，褒贬错用、大词小用、同义误用，自相矛盾、主客倒置、无心晦涩等看作结构、语义、表达等不同层面上的规范对象，指出能够增强语言表现力的文言词语无须排斥，对其的批评既要应用文言规律，还要考虑它跟整个语句调和不调和，提出习惯语不容许分析等系列观点，反映了《讲话》的动态规范观，及其采取的非一刀切的柔性规范办法和对语言发展约定俗成规律的尊重。

　　因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为特定目的而著成，《讲话》体现出“事实说话、问题入手、实用导向、朴素文风”的鲜明特色。在“熟读唐诗三百首”的老办法不能适用学写文章的情形下，《讲话》提出“首先得养成鉴别好和坏、正和误的能力”，并采取让事实说话的办法培养学习者的鉴别能力。《讲话》收集了大量丰富的例证，以活的具体语言现象来阐释、说明语言规律，仅正文就引举用例1716条，覆盖一般书籍、教科书、报纸、期刊、文件、文稿、通信、大中学生习作等不同来源。

　　一开篇，《讲话》即明确“这个讲话的目的是帮助学习写文章的人把文章写通顺”。在这样的目标指引下，针对“表达一个意思正确的格式屈指可数，而错误可以百出”的现象，《讲话》采取了从问题入手的方式，“所引的例子错误的或有问题的要比正确的多得多”。全书正文引举问题用例1216条，习题引举问题用例718条，总计1934条，以纠偏方式，指导语言运用。

　　《讲话》坚持实用导向，致力于在初学写作者中间普及语法修辞知识，减少遣词造句方面的毛病。解放初期，毛泽东主席亲自倡议要纠正公文文书中的语言文字缺点，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向胡乔木同志推荐由吕叔湘等撰写这部讲语法规范的书，于是有了“帮助学习写文章的人把文章写通顺”的《讲话》诞生。在实用导向和“人人都要学会写文章”的新的学习条件下，《讲话》采用了平实、稳妥的表述方式，没有艰深晦涩的表达，“评论竭力求其不偏不倚，不武断”，形成了朴素的文风。这也正是《讲话》倡导的“要老实，不要使花腔”“写文章就要处处为读者打算……第一要明确……其次要简洁……又其次要生动”，《讲话》也切切实实践行了这样的要求。

　　《讲话》连载及后期出版再版，是当时普及语言知识、提高群众语言能力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尝试，也成为新中国第一次卓有成效的现代汉语书面语规范化工作。由于《讲话》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在当时和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作为语言学指导用书及教学参考资料，产生了深远影响。

　　时至今日，《讲话》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仍值得高度重视。在语法研究方面，《讲话》关注经常在变动之中的、活的语言，重视考察新兴语言现象，坚持“拿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律做基础，适当地吸取外国语的语法规律”，正视文言本身的规律。这种将结构、语义、表达相结合的研究理念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思想等都对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挖掘推广。在语言规范方面，《讲话》倡导的“爱护我们的语言”，以及其践行的柔性规范原则、约定俗成办法、交际效率标准，既有现时价值，也有深远影响。从当下国家治理角度看，《讲话》是政府主导、专家主持、大众参与的一次国家语言治理行为，对今天探索实现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有积极借鉴意义。

　　（作者：王世凯，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