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凸凹

　　先锋批评家敬文东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具有一种神秘性——尽管在冥冥之中有无限的可能性，而且各种可能性在其中都具有均等的机会，但是，偏偏就只有一种，占有了决定性的地位，成为了现实中的主导性存在，于是，便有了“命中注定”的味道。那么，这种神秘性，就给人以回味，感受到了命运的力量。

《美狐》 凸凹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他的说法，在我这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在我的生命体验中，有太多不可思议的生活现象，虽然穷追就里，终不得解，便只好推给命运。譬如，为什么我偏偏就出生在京西山地一个贫瘠的村落？那陡峭、狭窄的山路，就成了我终日必走的路途。每天都能感受到“跌落”的恐怖，以及无法摆脱的凄惶。这特别煎熬人们的心智，意志脆弱者承受不得“恐怖在恐怖中”的周而复始，绝望之下，索性自觉“跌落”，得到彻底解脱。为什么山场上偏偏就有雪狐？雪狐机智，且逗弄人类，有灵异样相，疑是百年修炼而成，便诱发了人与之较量的本能冲动。最终虽然人居上风，但也留下狐疑——男女失和，婴儿畸形，神经错乱，种种舛运，找不到根由，便归于迷信，觉得狐是“仙儿”，是神灵化身，不该招惹。不敬之下，必遭“报应”，禁忌的力量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所以，旷野虽然广阔，但是人们却往窄里活。

　　这种神秘的自然力，始终决定着人们的生命状态和生活的走向，因而也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相匹配的性情、性格和性命，一如江南产稻米，京西产谷黍，不由分说地，人们呈现出被土地和环境所规定的心路历程和生活样相。

　　所以，我一直认为，人与土地、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还是以人与狐为例：狐狸虽弱小，却狡猾，妖媚，足可以惑乱人们的心智，使人们的行为失据；山人虽强健，却褊狭、刻薄，也足可以祸害狐狸的无辜，使其陷入生存的仓皇——人与狐，均处在“罪”与“非罪”、“恨”与“非恨”之间。这就唤来“悲悯”的情怀，强化众生平等的意识，确信世间万物都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每束阳光都有公然照耀的理由”。

　　我的人生历程已近花甲之年，已有了足够的世象、书象和心象的经验积累，在理性的比较和参照之下,便不免感觉到，京西人的遭际和困境，不特属于京西，也属于世界，属于人类。窃以为，我虽然描摹的是京西物事，揭示的是京西人性，却也有世界性、人类性的笔致和风韵。所以，写作的过程，虽往脚下、往深里挖掘，却也是眼界放大、心力壮大、思想膨大的过程，深感到，解读了乡土京西，就是解读了乡土中国、乡土世界，甚至是人类生活。而且，我的写作，也验证了法国著名学者斯达尔夫人的“文学地理学”观念：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风尚，与文学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关联性，对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起着决定性和关键性的作用。那么，我的书写，也就有了先天的规定，即便是有了大量的阅读，有了种种“如何写”的观念指引，实际作用也是微乎其微。正如人们总想改造自然，大言“人定胜天”，而最终不得不与之和谐相处一样，我无论如何想往“高明”里写，最后也不得不听任万物根植于地面的自然诉说，因为乡村伦理、大地道德有自己的节律和定义，容不得我自以为是地主观指点。

　　还有论者说，不确解、说不清的人间现象和人类情感就交给小说。多年的小说写作实践,特别是这次《美狐》的创作，让我确信，这个说法是对的。神秘的、偶然的、不确定的存在，虽然往往是混沌的、暧昧的、破碎的，呈现出毛茸茸的状态，但却也给小说提供了更自由的作为空间，可以让虚幻成为现实,让荒诞成为可能,让悖论成为合理,让内闭成为开放,让不公成为平等,让破碎成为完整,让未知成为可感。也就是说，小说是个自洽的世界，能够自然呈现、自我实现，就丰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