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作为新时代精神的诗歌，自然对新时代的反应更敏感更直接。自《诗经》楚辞起，中国诗歌有自己的传统基因，家国情怀、江山社稷，一直是诗歌的主题；虽然近百年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诗歌形态变了，从旧体的格律的，转向了新体的、自由的。但是中国诗歌接受了新的营养，使它变得更加自由、更加贴近时代。看五四时期郭沫若的《女神》就明白，他诗歌里表现的是五四时期，那种冲破一切旧的势力、封建道统、三纲五常、枷锁镣铐的狂飙的精神，是自由、科学、民主，五四时候的诗歌，是时代的喉舌，是时代精神的代言。那时的诗歌就是从半文半白中走出，那自由的诗行，就是五四的自由精神。而抗战时期的街头诗，更是对鼓舞民众、揭露敌寇的罪恶起到军号战鼓的作用，我喜欢诗人艾青的《火把》《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更是诗歌史和抗战史上的丰碑。新中国成立后，《雷锋之歌》《青纱帐甘蔗林》，以及食指的《相信未来》等一大批诗歌，莫不是对时代的回应。对我个人来讲，我一直信奉，诗歌是诗的，个人的，也是时代的，社会的，诗人不能独立于时代和社会之外。随着阅历的丰富，我更加相信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除掉个人的喜怒哀乐，更应回应时代，承担起时代之使命和责任，从屈原到杜甫，到龚自珍，这些诗人，无一不是从情感和思想上，与国家民族同频共振，在国运不昌时候，探索救国救亡之路，讴歌光明鞭挞黑暗，唤醒民众，歌赞进步。从我的阅读史和创作史，我是这些诗人的学生，这些诗人的血液也一样流淌在我的血液中，这就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当这片土地受到伤害，就像我自己受到了伤害，当这片土地收获了成功，就是我自己收获了成功。当孔繁森牺牲的时候，我写下长诗，怀念这位曾帮助我办文学社的三哥，歌赞他的质朴，他的三次进藏；当1998年夏季大洪水肆虐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到了长江的堤坝，自身感受那些军人的血肉之躯对抗百年不遇的洪水；当五环的旗帜飘扬在北京上空的时候，我的笔也没有缺席。我知道，我的诗歌是和这个时代互相塑造的，时代是我诗歌的根脉，我的诗歌，是时代的回响，所以，当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时候，我首先在脑海里回旋的是回望来时路，这百年的沧桑，从几十个人到9500多万，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凝聚，又是什么信念，把他们聚合在一起？我曾到过一大的会址，也曾漫步在南湖，曾驻足南昌城头，也曾重走长征路。在这个百年纪念来临的时候，这一切，都如燃料在我心中燃烧。我知道，时间是有分量的，一个政党，百年来，不忘初心时时在前行。从百年前的那个热血青年，从走上街头，为民族的未来奔走呼号，到十字街头到安源煤矿，到百姓的田间地头和炕头，宣传奋起抗争、改变命运；到民族危亡，在延安窑洞、太行山上、林海雪原，有多少党的儿女，为国捐躯；在和平年代，在两弹一星的行列里，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又有多少故事，被这群优秀的儿女演绎。百年，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也是反思、记录、铭刻的日子。记录的方式很多，作为一个诗人，更应该用诗行来铭记、来雕刻。我决定，用长诗的方式，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用一个个的点，来反映一条红色脉线，来反映这个大体量的伟大征程。为了避免粗糙化、脸谱化，我选用一些细节，为避免同一题材的撞车，我在情感、哲理、形式等方面，浸泡我的题材，为了反映这宏伟的100年，我选择高亢和委婉的谐和，来扩大诗歌的张力。无疑，红色题材，是一个个作家熟悉的题材，如何在这些题材里出新，这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这里面既有写什么的问题，更有怎么写的问题。我最大的苦恼和思考的突破，就是如何避免这类题材的同质化，要写，就写出一个别样的百年沧桑，写出一部提气、提劲、能立住脚的作品，这样，才与这百年英雄们的丰功伟绩相匹配。党的百年史是一个富矿，当写作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在写，而是土地，而是江河，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诉说，在歌唱。那些奔腾的血、那些抗争不屈的灵魂，那些从《新青年》走出的年轻的身躯；那些船工们，那些船长们，那些波澜壮阔的惊涛骇浪，那些呐喊，好像都一起奔涌到我的心底、眼前、笔端。我觉得，创作好的新时代诗歌，也是经过心灵浸泡，经过思考，然后情感和灵感的大爆发，犹如地下涌动的岩浆，有了一个突破口，一个契机，就一下子爆发了。这个契机，可以说是时间的节点，这100年的长度的节点，但这些积累，却是我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累积。没有什么一蹴而就，有的是平时的汗水、体验、阅读、思考。所谓的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在诗歌里，我努力反映一种精神，一种魂魄，这里面有对一个政党百年的回顾，更多的是这个政党与民族和人民的联系，写下了那些对民族尊严的探索，对民族乃至人类未来美好的憧憬和奋斗。诗歌里的精神，不仅仅是诗歌的，它比诗歌大，它是百年的历史沧桑，它是一个政党百年的缩影，如果我的诗歌能达到一点点，那我就知足了。（商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