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是彭玉平教授多年深耕密作的一部学术力作。按照今人习惯上的学科分类，此书中的“晚清民国词学”大体相当于我们平常所说的近现代词学，属于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领域。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越界溯源，最主要的学术取向就是打通近代和现代的学术边界，一方面重新发现近代文学或晚清文学中“被压抑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勠力阐释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或精神渊源。

　　但现代文学学者所关注的晚清民国文学主要集中在小说领域，对诗词则不甚关心。个中原因不外乎是晚清民国的旧体小说大都采用白话写作，与现代新体小说更易交流和打通；而晚清民国旧体诗词大抵是文言文学，这就与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文学情结”相抵牾，一时很难化解。然而正是在这个很难化解的学术领地里，古代文学学者贡献巨大，他们把学术视点从唐诗宋词和明诗清词那里迁移至晚清民国诗词领地，有力填补了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白。

　　词盛于宋，而词学盛于清。清代词学又可大致分为清前中期与晚清民国两个时期。作为晚清民国诗词学研究领域中的中坚力量，彭玉平一方面致力于王国维词学研究——这是为了更好地发掘晚清民国词学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他又潜心于况周颐词学研究，试图展示晚清民国词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重要一脉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的传承与延伸。作者双管齐下，既揭示了看似现代的王国维词学的传统性与民族性，又敞开了貌似传统的况周颐词学的现代性与开放性，由此深刻揭示晚清民国词学中现代中隐伏着传统、传统中暗藏着现代的词学史奥秘。

　　譬如作者敏锐地发现，况周颐词学中就有两个相互纠缠、交战的理论学说：一个是恩师王鹏运亲授的“重拙大”学说，一个是自己作为生命个体最为倾心的“松秀”说。前一个接续着晚清民国词学的“明流”，即从晚清四大词人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郑文焯到赵尊岳、龙榆生、刘永济等民国词学新秀，无不推重南宋词之冠冕吴文英的梦窗词，以为梦窗词是“重拙大”词学的完美载体；后一个则应和着晚清民国词学的“暗流”，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境界”说为代表，极力推举唐五代至北宋词，格外揄扬南唐后主李煜和北宋清真居士周邦彦，故而对吴文英及大受其熏染的晚清民国词学主流多有贬抑。正因为心中有两种词学在交战，彼此驳诘，相互辩难，况周颐的词学体系中才留下了诸多破绽和裂隙，而只有后之解人才能发覆百年词学隐秘于天下。

　　不止于此，在阅读彭氏著作过程中，我仿佛看见一个高明的学术侦探在小心谨慎而又睿智大胆地勘探着自己的学术领地，决不放过任何一个理论盲点或历史误区，必将之侦破、破解而后快。譬如况周颐入民国后以逊清遗老自居，为了排遣内心孤独苦闷，他沉湎于捧角听曲，尤其是对京剧名旦梅兰芳情有独钟。为此他写下多组“听歌词”，如《清平乐》21首、《减字浣溪沙》5首、《西江月》11首等。这些词作历来缺乏学术关注，而早在创作同期就受到了王国维的訾议，以为除《满路花》一阕外，余不足观。但彭玉平在这个问题上很清醒，他并不盲从，而是秉持文本中心之道，将这组词置放于况周颐的浮沉身世中予以考量，从遗民心曲角度发现了况氏填词之微旨。

　　此外，他通过在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访读刘承干的《求恕斋日记》，发现了《历代词人考略》一书删订者罗庄的线索。罗庄乃罗振常之女、民国词坛女中作手，家学深厚，词作斐然，当年王国维和况周颐均对罗庄青睐有加，愿收为及门弟子，但罗振常素不喜况周颐其人其词而对王国维多所钦慕，于是做出拒况而允王的私人决定。可惜罗氏女最后未列任何一家门墙，后又才人薄命、风流云散，这无疑是一件词坛憾事！

　　(作者：李遇春，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