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一直以来是演绎在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主题。因种种历史原因，各个时期都有一些中华儿女流散于海外异域，在融入当地生活的同时，他们还在努力地保持传统民族文化，在内心中保留着一份对故土的深深眷恋。250年前土尔扈特部东归祖国，正是民族认同意识在这一特殊人群中的集中表现，这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故宫博物院藏有不少与土尔扈特东归相关的文物，如《宝吉骝图》《万法归一图》，以弘历《土尔扈特部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文章为主题的各类法书、拓片、玉册等。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一把蒙古族式样腰刀。它长86厘米，刀柄嵌有珊瑚珠，刀鞘上用绿黑双色皮交替缠绕，鞘底以錾花银片包镶。刀身上系有一根镶珊瑚珠的皮绳，附有皮签，墨书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字迹虽因年代久远而有些模糊，但其中“土尔扈特渥巴锡进”的字样还能辨识。这把腰刀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编号中以“故”字开头，表明它源于清宫旧藏。相关档案显示，这把腰刀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东归领袖渥巴锡觐见乾隆皇帝时敬献的礼物。

　　土尔扈特部是西部卫拉特蒙古的四大部落之一，信仰黄教，即藏传佛教，原在天山以北的额什尔努拉（今新疆塔城西北）一带游牧而居。约于1630年左右，他们向西迁至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流域，建立汗国，并在那里生活繁衍至1770年。在这约140年的时间内，沙皇俄国一直窥视和压制日益富足的土尔扈特部，并企图使其臣属归顺，然而土尔扈特部在内心中并不认同沙俄。他们顽强地保持着本民族的生活习惯与文化传统，并努力与清朝中央政府保持联系。他们多次长途遣使进贡，熬茶礼佛，显示出西迁异域后内心深处无法泯灭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1771年初，因不堪忍受沙俄压迫，首领渥巴锡率众东归，历时半年，抵达伊犁。

　　清中央政府得知土尔扈特部起程东归后，一直关注事态发展。朝野间关于土尔扈特部回归问题展开了讨论，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欢迎并接纳东归的土尔扈特部。乾隆帝还下令让官员们做好因此事可能与沙俄进行交涉的准备，要求据理驳斥，态度严正。在渥巴锡等人抵达伊犁之后，清政府一方面调配大量物资用于安置东归群众，一方面派专人护送东归各部首领前往承德觐见乾隆皇帝。

　　1771年10月15日（农历九月初八日），乾隆帝弘历在承德木兰围场伊绵峪亲自接见土尔扈特部东归各部首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人，封赏赐宴，还使用蒙古语垂询渥巴锡。各部领袖也向乾隆帝进献了礼品。渥巴锡呈进的有：“撒袋一副，弓一张，十样景一个，腰刀一把。”渥巴锡所进腰刀，之后被送往养心殿造办处修整，并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十月十一日，交嵌玉松石宝石银什件鞔天鹅绒鞘腰刀一把（破坏渥巴锡进）。着收拾好，配楠木匣。得时交乾清宫”。

　　为什么渥巴锡献给皇帝的礼物并不丰厚，甚至他的这把腰刀还是“破坏”的呢？其实不仅是渥巴锡，参加觐见的其他东归首领们呈进的礼物也是以撒袋、枪支等随身的武备用具为主，数量少且多残破。这是因为土尔扈特部的东归之路十分艰辛，除了路途遥远、天气条件恶劣之外，还有哥萨克骑兵、沙俄军队及哈萨克联军的围追堵截，妄图使其放弃东归计划。但土尔扈特部在渥巴锡等人的领导下，一路抗击，浴血奋战，坚持回归祖国。当他们耗时半年，越过荒漠、沼泽，长途跋涉8000里路抵达伊犁时，出发时的约17万人仅剩下6.6万人，且以老弱孤独、妇女幼儿为主，出发时携带的大批财产特别是数以万计的牛羊牲畜所剩无几。整个部族均饥寒交迫，困顿疲乏。所以，当渥巴锡等人觐见乾隆帝时，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贡品进献，但还是将身边用以在东归路上保护族众妇孺、抗击袭扰的残破武备用品进献于上，以表归顺之诚意。面对着这些代表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赤诚之心的礼物，弘历一一收下，并下令对这些残损的器物进行修补，除将其摆放至武成殿与武备院之外，还将渥巴锡所进腰刀放置在乾清宫珍藏。这把腰刀见证了土尔扈特部东归之路的种种艰辛，见证了他们在面对外部势力阻挠时奋勇反抗的不屈意志，以及回归祖国的坚定决心。

　　土尔扈特部在回归祖国之后，得到了妥善安置，并成为之后捍卫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坚定力量。两百多年来他们不惧艰难、万里东归的事迹一直在中华大地上流传，同时与土尔扈特部东归相关的文物，也得到了妥善保管。这些文物为人们了解那段历史留存了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并成为今天人们解读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物质媒介，值得世人珍视。

　　（作者：陶晓姗，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