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当代表达
　　——序《中国古代文论十讲》
　　■王尧

　　我们现在读到的《中国古代文论十讲》（苏州大学出版社即出），是马卫中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课程教材。协助他主讲的有钱仲联先生门下的高足，多位是他的弟子一辈。这几年我在苏大文学院一楼走廊时常和马卫中教授不期而遇，我知道他在准备给研究生或者本科生上课，有时也看到他和十讲的几位青年才俊在办公室讨论。这样的情形，常常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钱仲联先生和明清诗文研究室同仁编撰《清诗纪事》的场景。

　　马卫中教授是我念本科时的师兄，后来又在文学院行政班子共事，相识相知，我称他马兄或老马。我入学后不久，老马留校任教。当时中文系教研室、办公室和教室基本集中在老文科楼三楼。下课后我们常常都拥在三楼西侧楼梯口，看橱窗里的通知、学术信息等，我在那里读到钱锺书先生写给钱仲联先生的信件。楼梯西侧一大间挂着“明清诗文研究室”牌子，我偶尔站在门外张望，偶尔会看到钱先生，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当时的“明清诗文研究室”集中了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精粹和一批后起之秀，被钱仲联先生称为“大马”的马亚中和“小马”的马卫中，皆是一时之选。我后来偶尔再回老文科楼，会在明清诗文研究室和现代文学教研室旧址门前驻足片刻，在钱仲联先生主持的明清诗文研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时，范伯群先生主持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也在兴起之中，这是文学院学术特色和传统形成之时。

　　20世纪80年代灿烂的思想文化风景从那时渐次展开，学术研究是这片风景中的一角。我和老马后来常常忆那个年代的一些故事和细节，许多学术的乡愁在其中滋生。尽管我们各自研究领域不同，但我们都是从那个年代出发并毫不犹豫走到今天的。我们有相同的学术理想和价值判断，虽然侧重古和今。80年代的文化热有两条脉络：复兴传统文化和西学再次东渐，这其实是东西碰撞后的再次融合。据老马回忆，钱仲联先生曾说他如果出国留学，也是学贯中西的学者。我理解，钱先生其实也很在意西学以及中西对话。从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新时代，学界关于中国文学史研究打通的构想，便是深层次古今对话的展开。我自己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兼及文学批评，这几年也写起小说，自然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的关系。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研究或者说中国古代文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创造性转换，一直是学界重视的话题。我想在这样的背景下，表达我对《中国古代文论十讲》及相关问题的肤浅理解。

　　马卫中教授对《中国古代文论十讲》的结构设计或课程安排，显示了他和年轻同仁研究和讲述中国文论的鲜明特点，这便是重视专题。某种意义上说，“古代”是“现代”的发现，现代治学的思想方法也体现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各种版本的“中国古代文论史”突出建构中国古代文论的整体性体系。在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脉络中研究中国文论的点和面，形成一种整体面貌，这样的学术史梳理自然有其重要价值。就我个人问学感受而言，印象更为深刻的是那些关于专书、诗话、词话、小说话等个案或专题的研究成果，包括一些专书的讲疏。选本和注释其实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方式，遴选和注释同样需要学术史视野和学术功力，对许多人产生影响的、郭绍虞先生主编钱仲联先生参与编撰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便是其中一种。对专书、学案的重视以及关于文学和文论的专题研究，作为传统也延续在中国现代大学的课程体系中。我读《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年谱》和西南联合大学的文献，留意过国文系的课程设置，并无太多像现在这样的各种文学史课程。这一由古及今的学术传统现在受到大学的重视。西方学术体制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之一，便是“文学史”的兴起，但我们今天称为文学史家的那些学者并不是因为编撰了文学史教科书而成为文学史家的。无论是文学史还是文论史研究，专题研究不可偏废，否则整体的学术史研究容易失之空泛。

　　回到《中国古代文论十讲》，我以为这十讲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专题研究的特点。马卫中的开场白“中国古代文论概述”，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整体性讲述，提纲挈领，深入浅出，见出他的学术功力。涂小马“钱仲联先生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既讲本学科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渊源，也在追忆和重温大师治学经验，给问学者以方法启示。其他各讲，陈国安“中国文论研究中的《诗经》”，顾迁“《论语》‘文学性’探源”，张珊“并称探源”，艾立中“论《太霞新奏》的散曲批评价值”，周瑾锋“‘博物’观念影响下的古代小说创作”，陈昌强“‘重光后身’说与清初词学演进”，薛玉坤“四声宽严：民国词学关键词检讨之一”，李晨“王国维词学语境中的‘格调’与‘境界深浅’”，马卫中“同光体诗论述要”，涉及诗学、词学、散曲、小说批评和文论中的重要范畴，各有侧重，由点及面，见解纷呈。各讲的讲者在相关领域术业有专攻，这确保了所讲内容的学术质量。

　　在课堂讲授实录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文论十讲》，是一部有语体风格的学术著作，读来身临其境，仿佛坐在台下听课。中国学术思想的表达一直有多样的文体形式，诗话、词话、小说话，以及序跋、书信、日记、画论等都是述学文体，中国文章传统也充分体现在这些文体当中。文学研究会重视文体的意义，而文论研究似乎更重内容，对诗话、词话、小说话作为文学文体或文章的特点并不太在意。现代以来，演讲包括课堂讲授，亦成为重要的述学文体。我看一些前辈学者，常常把自己的书稿称为“讲义”（这个概念现在越来越少使用了），这不仅是学术上的谦逊，也标识了一种学术文体的特点。《中国古代文论十讲》诸讲者，都是我的同事，我熟悉他们的声音和表达方式。读十讲，我会感觉我们在同一个空间里谈学术，也谈趣闻轶事。我读过他们的一些学术论著，再读他们的讲稿，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个人气息。我想，这正是人文学者治学的特点，其学术文体应当保留个人言说的风格。这也是我推荐《中国古代文论十讲》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