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赶时间的人》等各行业原生记录“出圈”
　　素人写作，除了“素”还有什么

　　制图：冯晓瑜

　　■本报记者 许旸

　　所谓“素人写作”，多指老本行并不是“写字”的普通人，写自己的人生故事。近期，快递小哥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外卖诗人”王计兵诗集《赶时间的人》、女儿视角下的《我的母亲做保洁》等图书陆续面世，市场销量上涨，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素人写作”现象迅速“出圈”。

　　快递、外卖、保洁等职业，与作家、诗人的“身份交叉”固然有吸人眼球的传播要素，但热闹之余，这一写作热潮对当下文学生态确实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与启发——当更多一线亲历者或见证者，以自述方式记录个人感受，哪怕粗糙却真切原生，汇成世间万象的平民手记，非虚构文学有了前所未有广阔的社会空间。

　　“大量素人作品的出现，多层次多维度生活经验的呈现、晓畅真挚的表达风格，让我们看到了真实和日常的力量。”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项静谈到，“素人写作”的出圈，其实也承担了某种吁求和想象——能够带来一种新颖的有活力的文学。“但也没必要把过多压力给到素人，不必过分拔高。如果写作者刻意去强调素人身份，反而可能失去自然，有矫饰之感。”

　　一手经验的粗粝，却新鲜细腻

　　在作家肖复兴眼里，读素人作品犹如“见多吃多了装潢豪华的餐厅里的商务餐后，到乡间大集尝尝锅气和烟火气十足的家常菜，会感受到不尽相同的味道。”

　　锅气、烟火气背后，是有别于“二手临摹”的“一手经验”，或粗粝，却新鲜细腻。

　　很多人习以为常却似乎“不被看见”的工种，有了事无巨细的绵密记录。几年前，张小满的母亲从陕南农村来到深圳务工，成为商场保洁员；在职场上倍感压力的张小满与母亲在深圳重聚，共住狭小出租屋里。在女儿笔下，母亲“拥有了一套工衣、一个名牌、一个盘住头发的发卡、招行工资卡，穿上了县城超市买的软底方口鞋，决心为自己攒出一份养老钱。”《我的母亲做保洁》里，类似的细节比比皆是——“你可能难以想象，在深圳高级写字楼，一个保洁员要完成工作，需要将近30种工具：灰色拖把、墨绿色水桶、尘推杆、垃圾铲、洁厕液、洗衣粉、十余种化学清洁剂、玻璃刀、水刮子……”

　　冲击网友的不仅仅是信息量，也有代际感受与思考——“这似乎是母亲那一代农村人的宿命，流血流汗养大了子女，但孩子没能争取到更好的生活，以至于他们老了要养活自己，甚至继续养活家庭。在他们的观念中，没有‘退休’这回事，只有‘到干不动了为止’。”

　　“真实”与“敞开”，是这类写作引发讨论的高频关键词。《我在北京送快递》的评论区里，网友们纷纷留言：“谢谢你把我们的经历写出来”“当小人物拿起笔，整个世界都敞开了”“各行各业都不容易，正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的真实体验才会如此感人”……

　　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胡安焉做过快递员、夜班拣货工人、便利店店员、保安、服装店销售、加油站加油工……他写下工作点滴和生活甘苦，融入了平凡人在工作中的辛劳、私心、温情。“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他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一旦达不到额定产出值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而是意识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有决定意义”。

　　《赶时间的人》索性以“外卖蓝”为封面，每章都以一份外卖订单形式开始，“订单名”是章节题目、“备注栏”是章节内容简介、“订单详情”是篇名和页码。对王计兵来说，诗歌就是等红绿灯时暗自擦亮的火柴，他的成名作正是描述包括他在内的“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相关出版人指出，大众可能被一个外卖员的故事感动，但身份反差不会形成图书购买行为，靠的是文字的品质与共情才能触发购买和阅读，打动人心的终究是体悟生活的内在力量。

　　“贴标签”后的命运还要靠文本质量

　　在不少出版人看来，身处技术越来越发达的快速迭代时空，读者对真相、真实、接地气的渴求变成一种刚需。比如84岁杨本芬奶奶《我本芬芳》书写缓慢的家庭生活和亲人关系，看似琐细家常，但满足了很多人的情感诉求。朴实、准确、有感染力的语言，是文本成立的基础。“把事情本身叙述出来就有惊心动魄的地方。”恰如杨本芬所说，并非经历苦难才能写出好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灵的故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境遇，如果能真实地探讨境遇，往内心深处探索，就会写出很好的东西。”

　　《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出版方认为，编辑需要做的是创造条件尽量延长“素人”的创作生命。“素人写作”的魅力或许恰在于，他们不是程式化的专业作家，不遵循商业化道路，也没有“攀登高峰”的雄心，他们的写作更多是出自内心需要。这批“田野写作者”如同一棵长在哪里的树，就顺势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子。

　　“图书文案宣传语要提炼核心卖点，直白一点就是‘贴标签’，难免片面偏颇。但贴标签作为推广的常规办法，吸引来第一波读者，书而后的命运就主要靠内容本身了。读者自有分辨力去看去感受，去评判这标签贴得是否到位，是否适度。”《我在北京送快递》面世10个月累计发行已破10万册，该书责任编辑普照告诉记者，身处流量时代需要为一本书的生命作出必要的努力，但好的写作不会改变标准，“贴标签”后的命运还要靠文本质量。

　　不过，也有声音提醒，图书界需警惕“素人写作”标签的滥用，一味的“猎奇”“矫饰”容易透支大众对普通人日常故事的“信用额度”。毕竟早在1991年，刘震云就在《一地鸡毛》创作谈中写道：“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当日常生活以正面姿态进入中国当代文学，难的并不是“普通人的人生故事”，难的是“老本行不是写字的普通人”，怎样写出一本完成度不错的书，道出生活的真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