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书七言联。

左：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美术编辑乐秀镐的便条。

右：墨竹图。 本版配图均选自海派艺术馆“造极——纪念沈尹默诞辰140周年艺术大展”

　　韩立平

　　一

　　千首诗轻万户侯，百年事供两吟眸。

　　世人误作书家看，寥落深衷春复秋。

　　——题《秋明诗词集》其一

　　2023年是沈尹默（1883—1971）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与书法界诸种展览、纪念活动相比，文学界则寂寥得多，无论是新文学界，还是旧文学界。人们似乎都忘了沈尹默曾是一位现代诗坛的先锋将，也是一位旧体诗词的守护者。据他的弟子戴自中回忆，沈尹默生前说：“我无字不入诗，为诗坛之公认，平心而论，我之成就当以诗为第一，词次之，书法最下，世人不察，誉我之书法，实愧矣哉！”这里的“愧”，应是一种愧恨、遗憾。书名掩人，由来久矣，匪独掩诗名，更能掩盖品格、学问、事功。晚明人黄道周曾替王羲之惋惜：“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件事，切勿以此关心。王逸少品格在茂弘、安石之间，为雅好临池，声实俱掩。”（《书品论》）王羲之一生道德、政事皆可称述，却仅在历史上留下擅书之名，而同时代的王导、谢安却以功在社稷为后人称道，这不免令同样雅好翰墨的石斋先生感到焦虑。中国传统文化，素来重道轻文，政事第一，艺术居末。而书法由于形式因素的凸显，相较于诗词文章这类纯文字载体，具有更强的遮蔽性，从而阻碍受众对书家全幅人格、思想的了解接受，难免产生以偏概全的评价。

　　沈尹默诗人身份的被遮蔽，也因为旧体诗词自白话文运动以来的整体困境；而更直接的原因，则是沈尹默诗词作品向来散落，未有较好的整理。笔者十年前首次接触沈老诗词，曾撰写论文参加2014年上海书学讨论会。彼时公开出版的《沈尹默诗词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仅收作品二百馀首而已。2023年岁末，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了由戴自中编辑的《秋明诗词集》，收录作品一千七百馀首，含旧体诗约1250首、词曲460首、新诗30首，厘为十七卷，是目前最完整的本子。惜戴自中老师2020年12月辞世，未能亲见其面世。因担任部分审校工作，我有幸先读者一步品读此书，读罢也有一些感触。

　　戴自中在《辑后记》中转述沈尹默语：“诗逾万。”若沈老果真写过万首诗，则现今留存不足五分之一，散佚过于严重。我虽对过万之数持保留意见，但沈老诗才之敏捷，创作热情之高，是可以肯定的。1939年5月，沈尹默赴重庆任监察院委员，至次年底，仅一年多光景，即创作了四百多首旧体诗（参看张剑《沈尹默〈寺字韵唱和诗〉的文献学价值》），数量甚夥。其间，沈尹默参与了朱希祖、于右任、马衡、章士钊、汪东、曾克耑、卢前、潘伯鹰等友朋间的“寺字唱和”，往复百叠，号为诗战，“争强斗险，愈出愈奇”（汪东《寄庵随笔》）。据曾克耑油印本《寺字倡和诗》所载，沈尹默有36首叠韵诗，在唱和诗人中数量排第三。“一生难遣是吟思”，1945年所作《寓所漫题》中的这一句，恰可以用来表现沈尹默诗人的一生。

　　虽说书法亦可以达性情、形哀乐，但对于沈尹默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沈尹默不可能离开语言文字，只醉心于笔墨线条。他更需要文字的能指与所指功能，诗以言志，拥抱、担荷自身所处的时代，践履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忧患之思、淑世之怀，这些不是仅凭书法就可以完成的。沈尹默的书法不是剥离了文化撰述的纯粹抄写，而是与他的学术研究、人生吟咏、家国天下之怀的抒写，互为一体，共存共生。

　　二

　　寺韵赓酬百战回，巴渝烟月一孤桅。

　　缣缃琬琰归何处，故国江山半劫灰。

　　——题《秋明诗词集》其二

　　《秋明诗词集》收录了沈尹默发表在《新青年》上的18首白话诗，也附有《匏瓜庵小令》一卷共24首散曲。据卢前《匏瓜庵小令序》，沈尹默尝戏称自己的诗、曲创作为“长打短打”。于右任曾有诗赞云：“山河百战一支笔，长打短打俱闻名。”沈老的白话新诗亦可视作“短打”，与散曲俱是偶尔为之，未尝视为终身事业。自1925年北京书局刊印《秋明集》后，沈尹默一生主要的文学创作，端在“长打”——旧体诗词。

　　此种由新而旧的转向，自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关键因素有二。其一，生活环境改变。从大学校园退出，进入监察院，更多与旧式文人官僚为伍，旧体诗词自是重要的交往工具，新文学文体相应受到冷落。其二，在旧体诗词中，沈尹默一定程度实现了遣词与抒情的自由，旧中寓新，融新入旧，在古老的平仄声韵里寄寓现实人生。这一点，周作人看得最为明白，他在《扬鞭集序》中写道，“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但他是驾驭得住文言的，所以文言还是听他的话。他的诗词还是现代的新诗。”

　　沈尹默五古诗“上趣阮陶，殆与神合”（汪东评语），具有现代意识的名理糅入诗中，妥帖自然。佳构如1941年所作《杂诗二十二首》，第三首深得陶诗三昧：“人生忧患间，非病即惊老。神意固有馀，形骸难久好。白日去堂堂，悲欢迹如扫。赴此百年期，终须一日保。”第五首汲古生新，从槁枯写松柏，未经人道：“向来爱松柏，青青终岁好。细较枝叶间，亦复有枯槁。如何持此身，不令病与老。病来有去时，老至谁当恼。”第九首以现代意识解构古典情韵：“夜雨怨巴山，巴山那得知。巴山常夜雨，未易从来诗。悠悠古人心，沉沉今日思。且莫论古今，但咏西窗时。”沈老近体诗，以清新隽永、流畅劲健为主。集中佳构如《偶有感》：“纸明窗暖虫争日，人去廊回叶转风。”《次韵伯兄和张冷题研屏诗》：“江山只合惊秋雨，楼阁何曾恋夕阳。”《三月廿六日漫兴》：“依城小筑花事晚，隔岸牵舟杨柳新。”《晨出行田野间有感》：“穿田野水纵横静，隐岸幽花细碎斑。”《客中逢九日》：“随处菊花难自好，一时风雨苦相妨。”1920年代两首绝句尤为淡永深隽，《犹有》：“叶下高梧一夜霜，薄阴轻冷遇重阳。秋光淡到无寻处，犹有葵花映日黄。”《晚晴》：“木落天高气最清，小庭幽处转通明。凭谁描取西风色，红蓼疏花倚晚晴。”

　　蔡元培说沈尹默未沾染晚清以来宋诗派的习气：“清季以来，健者好效宋体，间有一二以佻冶自喜。而君所作，乃独不失温柔敦厚之旨。宜乎君所为新体诗，亦复蕴偕有致。”沈老不喜宋诗派深涩奥衍那一路，而对于复归唐音的陈与义、陆游、杨万里等南宋诗人，却颇多追慕取径。汪东言沈诗“初好陈简斋”。集中还有《杂题效放翁体》《坐雨戏效诚斋体》诸作。1939年作《读〈诚斋集〉》其一云：“好诗那费吟哦力，搜索枯肠自是痴。两宋三唐但不朽，几人文字炫珍奇。”其三云：“唐贤温婉宋尖新，风格虽殊意趣真。蝇脚弄晴诗好在，诚斋犹是眼前人。”同年还有《日日读诚斋诗再题》：“冻蝇寒雀亦奇才，都入荆溪集里来。诉说深人无浅语，浅之又浅见诚斋。”对于杨万里的苍蝇诗情有独钟，故其自作亦有以此为题材者，1941年作《见蝇脚弄晴有感》：“诚斋不作向千载，弄脚晴窗尚见蝇。万事悠悠空过日，世情无减亦无增。”（沈老可能受周作人影响，周作人写过新诗《苍蝇》及散文《苍蝇》）《日日读诚斋诗再题》其二云：“万端经纬莫关渠，暇即吟哦得即书。成就素描生活史，始知文字不应无。”“素描生活史”愈来愈成为沈老后期诗歌创作的主要蕲向。

　　沈尹默的诗学思想，还见于1941年所作《杂吟》：“宋固有南北，唐亦分三四。……一言以蔽之，托兴以言志。所贵无邪思，浅深随文字。合作自有人，未因时代异。”又《十用寺韵呈行严旭初》：“若论文字关时代，未必唐贤最有名。”唐诗高峰未必不能逾越，诗歌关键在于抒写时代，而不在于文字深浅。既然写新时代，则不免用新名词、新事物。《三十三用寺韵叔平以飞机炸弹何以不入诗来相质难旭初有诗解答遂亦继声》：“事繁物增字孳乳，约定俗成斯雅驯。……别裁得体明所亲，其势顺于河倾海。……一言蔽之曰运用，能尽其实始成名。”雅驯与生新之间的平衡，在于运用是否得体。沈老觉得与其如“宋诗派”那样从故纸堆里挖掘出“奇字”，不如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奇事”。《今诗用奇事》云：“今诗用奇事，古诗用奇字。字奇徒然奇，事奇人愿知。”故沈老1941年《小龙坎至黄桷树道中》初写“飞机”：“风日清新田野宽，滑杆一上乍心安。飞机又掠长空过，猛省当头事大难。”同年又作“炸弹”诗，《戏为歌催但朱曾潘诸君和诗》：“植之诗兴被炸无，行严投诗炸弹如。旭初应战不含糊，我愧鱼目抵明珠……”又咏“瓦灯”，有《瓦灯用退之短檠歌韵》。而《麻雀得失诗二首》当属沈老颇为成功的尝新之作，“博弈贤乎已，人人佩圣言……海月捞非易，门风坐有翻。不行唯九老，顶好是三元。满贯和真辣，尖张吃最鲜……”诸多打牌“专有”名词融入旧体，饶有趣味而不觉粗硬。沈老生前说“我无字不入诗，为诗坛之公认”，洋溢着一种敢用新词新事的自信。

　　新中国成立后，沈老的旧体诗几乎与白话诗无甚区别，《读赫鲁晓夫答美国记者问……》《湛翁以闻苏联发射火箭已入太阳系比于列星……》《歌颂人民公社》《欢迎志愿军英雄战士抗美援朝功成归国》等作品，语浅事新，情真意切，代表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新政权的真诚拥抱。

　　三

　　诗心盈溢润毫心，俯仰乾坤忧思深。

　　海派后昆多巧匠，雕虫篆刻等聋喑。

　　——题《秋明诗词集》其三

　　陆维钊说沈尹默能“写到宋代”，笔者很是赞同。“写到宋代”应具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沈尹默于宋人帖学寝馈甚深，能由宋人上溯二王，扭转晚清以来的帖学颓势；其二，沈尹默承续了宋代文士书学“游于艺”的传统，即苏轼所言“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馀”的书与人的融通状态。书法在古典社会从来不是独立存在，而是通达于文人士大夫的全幅精神世界，人生实践的各方面（道德、学问、辞章、事功等）皆能“寄迹”、“留韵”于书法之中，从王羲之到颜真卿，从苏轼、黄庭坚到黄道周、倪元璐，几乎无一例外。所以，陆维钊1979年才会对学生说：“我们这一辈搞书法，都不是什么‘专业’，都是顺便带带的。从古到今，即以现代为例，已故的马一浮、沈尹默、张宗祥先生，以及当今健在的沙孟海先生等，哪一个不是这样？我搞的是古典文学、清词等。”后一年，沙孟海在北京治病期间也写了一通书信，就书法研究生教育提出意见，强调专业书家“除去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学问是终身之事”。

　　20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多次新旧对抗，文化裂变，书法由翰墨馀韵上达诗词文章、道德学问等精神世界的那根“脐带”已被剪断。笔墨纸砚已从日常书写工具中退出，在当今敲键盘、滑屏幕的时代，要恢复传统社会毛笔与知识生产、政治运行的共生状态，固然不可能。然而，并不能因此就能宣告书法“今尚技”，宣告书法仅仅是所谓“国展”中的技艺竞赛。在沈尹默、陆维钊、沙孟海这一代人的背影日渐远去之后，当代书坛在“今尚技”的喧哗与骚动中乐此不疲。“尚技”就容易“露馅”，时下专业书家每每制造笑话，因为书法的文字内容是意义载体，具有意义深度，意义深度需要笔墨技法之外的文化涵养来支撑。当代书坛于是有弱化乃至抛弃文字内容的一路发展，凸显纯形式，这固然可以作为一种艺术类型存在，然绝非书法的全部，更不会成为主流。今人仍要拾起曾经因“旧”而遭破坏的传统，以读书养气、培德淑世为第一要义。书法的笔墨技法是一个基本线，达不到基本线而自诩书家、“文人字”固然可笑；过了基本线后一味在技法上绞尽脑汁、耗费精力，追随流行书风，投展览竞赛评委之所好，则属于舍本逐末，迷失自我。

　　21世纪尚未过半，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日益复兴的大趋势是不可扭转的，宋人书为“诗馀”的境界并非不可再现。沈尹默这一代书家，应不是中国文人书法的终结者。以书法为“馀事”，由书法通达于道德文章者，在当代书法群体中仍不绝如缕，他们在努力为古典文人书法传统的赓续拾柴添薪，承响接流。在21世纪不时回望沈尹默，自是一项平日自修的重要功课。

　　2023年12月24日于海上陂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