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
　　她视野下的求真与求美

　　对谈双方的温暖感性充盈着这部作品，她们写作的故事对世间万物秉持着敬畏和悲悯，她们自己的故事折射出无与伦比的勇气及韧性。

　　■ 戴瑶琴

　　“最好的作家访谈是创作与阅读的延伸。”这是作家残雪为《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写下的推荐语。

　　的确，《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是一部“标杆性”的访谈录，陪同读者推开了30位中国女作家的文学世界，细致入微地创设“创作与阅读的延伸”。书中每篇文章都由采访手记和访谈内容两部分组成，舒晋瑜以读者、记者和研究者的三重身份，与作家真诚交流，完成对六代女作家人生经历的梳理与文学理念的提炼。读来深感，这部访谈录既具有文学上的营养性，展现的精彩故事和丰沛知识，激发着读者对文艺的兴趣及反思；又有着对人生的滋养性，“写”和“读”在一条以对谈搭设的创作心路里交互，升华出共情。

　　这也是一部非常实用的“创意写作”参考用书。访谈提供了一种对优秀作家的近旁观察，读者可以在问题的指引下，在对话双方的思想交锋中，贴近创作者的心灵，了解她/他与家庭与社会与世界的关系，明晰其每一次创作探进或转向。同时，还继续阐发了“写什么”和“怎么写”两大写作的传统问题，又进一步探渊索珠，解开作家“为什么开始写”和“为什么继续写”两个写作的现实问题。诸位女作家持续不断的写作历程折射出的魄力、定力与毅力，能够激励众多热爱文学创作的人，无论年龄不分地域不计职业地勇于表达并敢于逐梦。

　　书中的对谈人作为不同代际的代表性作家，均论及写作的一些共性论题，这既是她们个人体悟的创作启示，又是生活累积的创作经验。我从其间凝练出三个与“创意写作”密切关联的关键词。

　　其一，童年阅读。女作家坦言童年阅读直接助益其后续文学之路，尤其提及儿童读物与古典诗词的关键作用，她们以赤心与纯心为儿童和成年人写童话。宗璞幼时读《格林童话》《爱丽丝漫游仙境》及少年儿童读物文库，她强调“诗词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终身伴侣”，并由此奠定“诚”与“雅”为其基本写作风格。叶文玲在小镇的阅览室如饥似渴地阅读，13岁已是一名当地小作家。陈祖芬直言“我的世界是童话世界”，她认为“童话是教你真善美”，在任何文体写作中，她都极力保持童话般的感觉和文笔。陈染整个学生时代处于被阅读包围的状态；残雪五岁就接触《安徒生童话》等作品；徐小斌看《红楼梦》《聊斋志异》，小学阶段选读俄苏文学；叶弥也是四五岁就读《石头记》和《普希金文集》。访谈中还出现了一本期刊——《少年文艺》，它与不少女作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叶广芩少年时读《少年文艺》，60年后她以“不拿捏不矜持不端着”的文学观写作儿童文学。张抗抗小学五年级已在《少年文艺》发表作品，而王安忆曾任《少年文艺》的编辑。阅读和写作互生互促，构建了一个输入到输出的学习闭环。

　　其二，土地。女作家的故乡和长期居住之地，潜移默化地介入其创作。应该说，地域铺设出了文学的背景板。叶广芩说“北京有我的根”，陕西挂职的岁月则为其写作的供养。她认为作家和人民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对文学创作而言“是太好的施肥培土”。毕淑敏认为她从西藏阿里生活的11年岁月受益终身，艰苦生活打磨出心理的成熟度与坚硬度，“遇事不大惊慌，也不刻骨铭心地惧怕死亡。对大自然心怀敬畏，对人性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马丽华扎根西藏27年，藏区令她深刻理解“何处幸福，何处就是故土；谁人亲密，谁人就是兄弟”。王安忆一再说与上海间存有一种“紧张”关系，“你的所有经验都在这个地方，很难用爱和不爱去解释这种关系”。山西在蒋韵心中逐步苏醒，“我这个人，和我有关的一切，很大程度上，是被它塑造的。它隐匿在我的身体我的命运之中，不离不弃”。苏州在范小青笔下盘旋不离；王旭烽一心建构“纸上杭州”，她以西湖为中心地标，致力于深耕中国雅文化。池莉自陈她与武汉，是“狗与狗窝”的关系，无论跑多远总要回来。迟子建一直珍视东北黑土地，她强调没有故乡就没有她的写作。林白的一个论点极富启发性，她说广西本地生活的引力为“一种气息”。确实，地域都有“气息”的辨识度，而“气息”由历史、传统、语言与个人经验等集聚。

　　其三，则是历史。30位女作家具备宏阔的创作视域，作品题材不同，皆具史观，兼顾“时间的纵深”与“空间的延伸”。家族史书写离不开人物雕琢。贺捷生以自己为主角复现青少年经历；邵丽写父母一代人及家族，从“审父”到“识父”的认知，令其再次沉浸于历史、情感与命运。霍达走的路是亦史亦文，她认为“史学家的终点是小说家的起点”，“戏说”历史之“戏”非“游戏”，而是“戏剧”。凌力和赵玫开发中国古代史，以历史小说着力展现“沉淀下来的千年岁月是怎样的精深博大、动人心魄”。地方史写作贴合现代中国发展史。乡村生活培育铁凝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尹学芸以情感为抓手写乡村写基层；马丽华跟踪西藏变化，以纪录片式“再现”藏区的景观之美、人文之美、科学之美。无论“东坝故事”还是城市故事，鲁敏在“敦厚乡土”和“都市暗疾”两种题材中，先将历史设置为背景，再以加长“特写”镜头，审视人性。葛水平和乔叶借助“田野调查”方法写太行，记录乡村的历史与现代化进程。徐坤、叶弥、魏微描绘时代逐潮中城与人的屡次起伏：叶弥采用“以江南写中国”的思路追随社会变革；魏微立足“迁徙态”，打造“抽象的故乡”；徐坤始终坚守“与时代通行，为生民立传，特别希望自己能真实记录下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围绕着读与写、宏阔的历史和脚下的土地，对谈双方的温暖感性充盈着这本《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它用情感的疗愈破除了虚悬的理论探讨，我们从中理解作家，实则也是剖析生活，反观自己。

　　如宗璞所说，“我想生活就是这样，一面向前走一面就要消失，旧的消失然而又有新的。”时代不断地萌生新的问题，又向作家抛出新的命题，文学写作必然缠绕着跋涉、回望、转向、退却和攀登。她们写作的故事，对世间万物秉持着敬畏和悲悯，她们自己的故事折射出始终求真求美的赤子之心和无与伦比的勇气与韧性。

　　人生与写作都需要这般勇气、执着和乐观——“那就是新的挑战，快乐地迎上去吧。”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