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2023年10月 杨嘉瑞 摄

1943年，叶嘉莹及同班同学在顾随先生家中合影，顾先生身后右一为叶嘉莹。 资料图片

　　■ 江胜信

　　春光潋滟的南开大学马蹄湖，浮现出一层新生的荷叶小团团。待到入夏吐蕊绽放，住在马蹄湖边“迦陵学舍”、小名为“荷”的女先生，将正好走过整整百年。她就是诗词的女儿叶嘉莹先生，“迦陵”是其别号。

　　“摆渡者”

　　从生命彼岸到此岸的“摆渡”

　　“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这些光环并非主人最骄傲的事。叶先生说：我平生最骄傲的事，是帮助整理出版了《顾随文集》和《驼庵诗话》。

　　叶嘉莹是顾随的得意门生。师徒间的当面点化、师道传承持续6年之久，直到1948年叶嘉莹南下结婚，随夫渡台，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与恩师断了联系。

　　从北京到上海、到南京、到台湾、到美国、到加拿大……几十年颠沛流离，叶嘉莹始终将顾随先生授业的8大本听课笔记随身携带，被珍视为万不可弄丢的“宇宙之唯一”。

　　叶嘉莹后来把听课笔记交给了顾随先生的女儿顾之京，整理出了《驼庵诗话》，驼庵是顾随先生的别号。

　　《驼庵诗话》在出单行本之前，是《顾随文集》的附录。《顾随文集》也是由叶嘉莹先生推动并搜集顾先生逸散的文稿，于1984年编订完成的。此时，距离顾随先生1960年去世已经过去整整24年。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叶嘉莹先生一腔痴念，担荷起生命彼岸到此岸的“摆渡”，那么，此岸人间还会有《驼庵诗话》和《顾随文集》吗？

　　古典诗词从中到西的“摆渡”

　　1946年7月13日，顾随先生给大学毕业后还常回到他课堂听讲的叶嘉莹写了一封信。信中有时年22岁的叶嘉莹无法体认的句子；时隔20年，也就是1966年等她漂泊到北美之后她才明白。

　　信中这样说：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然而“欲达到此目的”，则除取径于蟹行文字外，无他途也……

　　“苦水”是顾先生的笔名。“蟹行文字”，即与传统竖排汉语写法相反的横排外语文字。

　　彼时，叶嘉莹刚刚当了一年中学语文教师，教学中用不到“蟹行文字”，对顾先生的建议难有共鸣。1966年，叶先生被台湾大学交换到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后又来到哈佛大学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叶先生突然发现，她原来那一套师承顾随先生的讲课方法，不完全适用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比如，评价不同的诗词“高逸”“清远”“有神韵”“有境界”“有志趣”“有情韵”，西方学生会一头雾水。

　　如何突破？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研读，让叶先生豁然开朗。现象学、符号学、接受美学、诠释学……以这些理论为佐证，叶先生寻到了中国古典诗词在西方世界的悟诗之法、解诗之法、弘诗之法。

　　现象学研究的是主体向客体投射的意向性活动中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中国古老的比兴之说，所讲的正是心与物的关系，“比”是由心及物，“兴”是由物及心。

　　符号学认为，作品中存在一个具有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符号体系，这个体系中的某些“语码”能够使人产生某种固定方向的联想，这个“语码”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用典”和“出处”。

　　接受美学将没有读者的文学作品仅仅看做“艺术的成品”，只有在读者对它有了感受、得到启发之后，它才有了生命、意义和价值，成为“美学的客体”，这正好印证了诗词的感发生命。

　　诠释学认为，任何一个人的解释都带有自己的色彩和文化背景，以此为依据，则可拓宽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诠释边界，即所谓“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有了对西方文学理论的领会和借鉴，叶先生在异国的诗词讲授在兴发感动之外又注入了逻辑和思辨的色彩。她讲通了，听得人懂了，甚至听得津津有味。叶先生完成了另外一种摆渡：古典诗词从中到西的摆渡。

　　这将叶先生推至新的学术高度。2008年“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的颁奖词说，叶嘉莹先生“是将西方文论引入古典文学从事比较研究的杰出学者”；2013年“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的颁奖词说，叶先生“在世界文化之大坐标下，定位中国传统诗学”。叶先生如顾随先生期待的那样成了别有开发、能自建树的南岳马祖。

　　传统词学从古到今的“摆渡”

　　叶先生参考西方文论中伊泽尔的“接受美学”，为小词的微妙境界起了个名字，即potential effect，译成中文是“潜在影响”。1993年，叶先生在一篇对词之美感阐释的论文里，第一次提出了“弱德之美”。2020年底，叶先生将《何为弱德之美》赐文我们文汇报（刊2021年1月11日“文汇学人”）。

　　一般认为，张惠言的《词选》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对后人影响最为深远的两种词说。

　　两者都认同词有言外之意的美感特质。张惠言认为，词可以道出“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王国维说，“词之言长”“要眇宜修”。但到底是什么美，却都没有说清楚，正如张惠言的继起者周济所言：“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

　　叶嘉莹先生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模棱两可。她结合中西方文论，对词的美感特质进行了更细微的辨识，将其提炼为“弱德之美”。

　　叶先生认为，没有显意识的言志载道，这个最初让词比诗文卑微的原因，恰恰也是词最大的优势。写词时不需要戴面具，反而把词人最真诚的本质流露出来了。在诗文里不能表达的情感，都可以借词委婉表达。“弱德”，是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这种品德自有它独特的美。

　　在“弱德之美”提出之前，词之河流仿佛是一条混沌之河，渡口不明，暗礁不明，航线不明。是叶先生涤清浊流，为词正名。叶先生对小词“弱德之美”的系统阐述，完成了对中国传统词学从古到今的摆渡。

　　以“弱德之美”反观叶先生一生，经历了国破之哀、亲亡之痛、牢狱之灾、丧女之祸，却能够遇挫不折，遇折不断，瘦弱之躯裹一颗强大的内心，自疗自愈，同时传递出向上之精神意志，这正是“弱德之美”的最好诠释。

　　根由：诗词的力量

　　当然还有更广义的从古到今的摆渡、接引。叶先生品诗、赏诗、讲诗、评诗，让诗人的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得以再生，仿佛就是让古人从历史深处摆渡过来，叶先生又把原本不懂诗的人们接引过去。正如叶先生《诗馨篇》序言里提到的，“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有一条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流”“一同沐泳和享受”“才能使这条生命之长流永不枯竭”。

　　长流之中，叶先生既是渡引者，也是被渡引者。正是从古典诗词长流中汲取了力量，她才能走过一次次忧患。

　　叶先生一生曾遭遇三次重创——

　　第一次：1941年，母亲去世，陷入孤露之哀的17岁的叶嘉莹，写下了《哭母诗八首》和小词《忆萝月》。第二年，叶嘉莹读大二，顾随先生教她唐宋诗课程。同样慈母早逝的顾先生，在讲课中传递的却是大气象和大关怀。他说，伟大的诗人必须有把“小我”转化为“大我”的精神和感情。把自己胸襟扩大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对广大人世的关怀，比如杜甫的“穷年忧黎元”“路有冻死骨”；另一种是对大自然的融入，比如辛弃疾的“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顾先生常与叶嘉莹诗词唱和，受顾先生的精神引领，叶嘉莹一改此前悲愁善感的诗风，写出“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的诗句，表达了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决心。

　　第二次：1949年及1950年，夫妇俩在台湾“白色恐怖”中连遭幽禁，出狱后，丈夫动辄暴怒。那时候，她喜欢那种把人生写到绝望的作品，比如王国维的《水龙吟》《浣溪沙》。后来读到王安石《拟寒山拾得》的诗偈：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此诗句恍如一声棒喝，她的丈夫不正是那片把她砸得头破血流，而他自己也粉身碎骨的瓦么！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郁郁不得志的丈夫要宽容忍让。

　　第三次：1976年，结婚不满3年的长女与女婿外出旅游时，不幸发生车祸双双殒命。料理完后事，叶先生把自己关在家中，以诗歌来疗治伤痛。她写下多首《哭女诗》，如：“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回思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叶先生说，“尽管写的时候，心情是痛苦的，但当你用诗来表达不幸的时候，你的悲哀就成了一个美感的客体，就可以借诗消解了……”

　　正是这最沉重的打击，让叶先生对老师顾随所实践的“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叶先生说：“痛苦到极点的时候，你反而有了一种觉悟，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人生境界。”这才有了后面的申请回国教书。

　　如梭日月抛下曾经的灾难，梳理着百岁叶先生的银发满头。她眼神清澈，像一尊发光体，发散着祥和的光晕和欣欣的生命力。

　　更多的“摆渡者”

　　从1979年走入南开课堂，到今天正好是叶先生归国教书的第45个年头。教书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师接来又送走一茬又一茬学生；可到了叶先生这里，却变成了“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

　　从跨时间来说，安易、徐晓莉等应该算最长的了，她们从1979年起至今已追随了叶先生45年。安易后来成了叶先生秘书，徐晓莉后来也走上了古典文学的讲台。

　　从跨地域来说，远涉重洋追随叶先生的学生里，张元昕是值得一提的。2009年4月，时年11岁和9岁的美籍华裔姐妹张元昕和张元明在妈妈邓路的陪伴下，利用春假从美国纽约来到加拿大温哥华的UBC大学，跟着叶先生学习古典诗词。后来，母女三人又追随先生来到南开。张元昕在这里完成了本科、硕士，并旁听了博士课程，又经叶先生推荐，去哈佛大学跟汉学家宇文所安读博士，今年将博士毕业。

　　她们都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也成了“摆渡者”。

　　“摆渡者”许渊冲

　　许渊冲先生可以用中、英、法三种语言互译，偏爱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他在名片上高调地印上“遗欧赠美千首诗，诗译英法惟一人，不是院士胜院士”。有人笑他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许渊冲一脸不屑：“那也要看我的瓜甜不甜!”

　　许先生提倡音美、形美、意美“三美翻译理论”，又外号“许大炮”，和很多人发生过笔战。他和赵瑞蕻辩论《红与黑》“谁红谁黑”；同许钧争论等值翻译和再创翻译；对韩石山回击自信与自负的问题；和王佐良等激起“形似”与“神似”的论战；还将笔枪墨箭投射给了大洋彼岸的宇文所安。

　　宇文所安有个观点：“中国正在花钱把中文典籍翻译成英语，但这项工作绝不可能奏效，没有人会读这些英文译本……译者始终都应该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绝不该把母语翻译成外语。”许渊冲先生“搬出”了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冯友兰所说的“了解越多，意义越大”，对中国古典诗词的了解，中国人自然比外国人多得多，许渊冲因而认为，中国人的译本要比外国人的译本强。

　　许先生争论起来气咻咻的，不过一旦喷完写完，他便用冯友兰的“以理化情”成功疏解情绪。这时，他就天真到心无芥蒂以至“敌友”不分了。这样的心态让许先生很长寿，活到了101岁。他几十年如一日，从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4点，每天伏案工作，聚沙成塔把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从中国摆渡到欧美，又把莎士比亚悲剧和喜剧等摆渡回来。

　　“摆渡者”柳鸣九

　　与许先生的张扬、高调成对比，同样研究法国文学的柳鸣九先生则内敛、低调得过分。

　　他自称“矮个子”，既指个头矮，也借喻他自己“智商水平中等偏下”，只是留下了一些“劳绩”，不敢奢谈含金量有多高，不过，“几根火柴棍绑在一起，多少有了一点硬度”。

　　柳先生在他放药的柜门上贴了一张字条，上面是他用颤抖的手抄录的陶渊明的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叶嘉莹先生讲解陶诗时，将这四句总结为“对人生彻底的觉悟”。叶先生曾说，“我在极痛之余，有了一种彻底的觉悟”；柳先生也说自己有着彻悟意识。

　　这种彻悟不是躺平，而是“听天命尽人事”。柳先生自谦为“摆渡者”和“搬运工”。他说：“我一生的时间，几乎都忙乎在两岸隔洋相望的渡口，迎来送往那些络绎不绝的特殊客人——文化使者；或者是忙乎在文化桥梁的两端，搬运着有巨大分量、深邃意义的文化产品……”

　　柳鸣九很推崇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像开悟后的西西弗一样，柳鸣九在“推石上山”的过程中，也享受着每一步进展带来的乐趣。他曾在《柳鸣九文集》首发式上流着热泪致答谢辞：“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若干年过去，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最后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甚至只留下一颗小沙粒，若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

　　推石上山的精神，和顾随、叶嘉莹师生一起遵循的“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似是相通的。

　　“摆渡者”王蒙

　　柳先生逝世一周年之后的2023年12月14日，一本散发着墨香的新书放入了柳先生的书柜，那是他的遗著《麦场上的遗穗》。这本书是柳先生起好书名之后，交给我来整理的。

　　我请作家王蒙为柳先生的遗著写了序。两人本来就熟识，我只是又为他们的交往添了一把柴火。2018年9月2日，我以柳先生的名义，邀王蒙夫妇前来一聚。地点在北京的金桥公寓，柳先生因老房子换水管和电梯而暂时移租到了这里。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相会。

　　王蒙先生最鲜明的一个标签是“文坛常青树”，他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创作活力。他的《这边风景》，这部70万字的长篇巨制摘得了2015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作品担起了和叶嘉莹先生同样的角色——摆渡者。

　　《这边风景》展现的是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图。

　　1963年，被错划为“右派”的王蒙来到新疆。王蒙先生跟叶嘉莹先生一样，“生活把我抛向哪里，我就把根深深扎进去”。王蒙学通学精维吾尔族语言，以语言为摆渡之舟，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

　　这16年被他形容为“人生的一场漫游”。他在《这边风景》序言中写道：“是琐细得切肤的百姓的日子，是美丽得令人痴迷的土地，是活泼的热腾腾的男女，是被雨雨风风拨动了的琴弦，还有虽九死而未悔的当年好梦。”王蒙感慨：生活本身是不可摧毁的，文学是我给生活留下的情书。

　　深情的“摆渡者”王蒙，把故事从西域摆渡给各民族的读者们，从“不能发表”的年代摆渡到今天的阳光下，把他“真实的、激动人心的青年和壮年”摆渡给今天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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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嘉莹先生，许渊冲先生，柳鸣九先生，王蒙先生，他们共享“摆渡者”身份，共怀“摆渡者”深情，让我们沐浴诗文河流、荡涤两岸风光、澎湃生命之力。让我们相约，一起登上摆渡者之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