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十发年谱》 蔡梓源 王志娴 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程十发《仿黄鹤山樵图》立轴设色 纸本 尺寸：183×96cm题识：戊子（1948年）四月既望，仿黄鹤山人写唐人诗意。十发居士程潼于印造斋。钤印：程潼之印、十发居士、安定郡

　　■ 王琪森

　　新近出版的《程十发年谱》是一代海派绘画大师程十发的第一本年谱，蔡梓源、王志娴伉俪沉潜文献、遍搜资料、考订史实、识读记忆、辨析轶事，从而以40多万字、700多幅图片，全景式、纪实性地呈现、反映了发老波澜壮阔的人生之旅和卓尔不群的从艺之途。

　　系统梳理 翔实记录

　　从1921年出生到2007年辞世，程十发87年的跌宕人生，可谓是从柳暗花明到风云际会，从往事并不如烟到来者犹可追忆，《年谱》对此作了系统梳理，翔实记录，从而使发老的人生轨迹脉络清晰而渊源有自。

　　程十发自幼喜好涂鸦，是受其行医的父亲程欣木的影响。然而，他在几岁、以何方式学的？因为年代久远，大都语焉不详，没有具体的记载。《年谱》的作者经过对松江程十发故居及松江老城西门外松风草堂的探访，查清了程十发学画发蒙于1925年，他五岁时，父亲“经常让他在包中药的纸上涂画，他会默默地坐在山水画前描上很久。《芥子园画谱》《飞影阁画谱》《画学丛编》等等，都是先生学画的范本”。正是为了让年幼的画童耳濡目染，在他六岁时，“父亲曾将一幅后期人工加色的任伯年《骑驴图》的石印画悬挂在诊所里，这幅作品无疑是先生最初的传统书画启蒙”。由此可见，从童年产生的美术情结，影响了他的一生。

　　无论是做年谱，还是写传记，其亮点或是兴奋点就是发现或揭开那些未曾被披露的史实或鲜为人知的轶事。程十发于1934年从松江白龙潭小学毕业后，进入了天主教会创办的震旦大学附属中学（即光启中学，现为松江二中），他不仅坚持绘画，临摹了不少珂罗版古画，尤其是精心临摹了王蒙的《黄鹤山樵画册》，同时也心系文学。初二时，16岁的他在校刊上发表了新诗《枫之笺》：“以前——在秋的林野里，饮过醉的泉水：泛红了你的脸！现在——虽然枯了，只要写，当我写第一笔时，比从前鲜艳得多了！……去吧！春之溪头的桨声已复活了！昨夜——树上的歌声已出现了。”这真是令人惊艳的发现。全诗细腻传神、意境婉约。我与发老相识多年，平素多有请教问学、垂询艺事，这首诗的发现也解开了我的一个疑问：在我与发老的接触中，发现他才思敏捷，常能即兴赋诗，而且文笔清新自然，诗意高迈深远，原来他在“恰同学少年时”，已是诗心萌发。

　　佐证史实 澄清疑惑

　　《年谱》的第二个特征是佐证史实，澄清疑惑，探幽抉微。如毕生以“取古今中外法而化之”的发老，实际上是很有现代意识、时代精神、开放理念及变通能力的，他一直认真学习和关注国外的艺术流变与创作走向。如发老多次和我谈起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后三杰”中最年轻的画家拉斐尔的推崇。他认为拉斐尔的圣母像没有那种至高无上的神圣宗教气息，而是安宁、和谐、温馨，充满了人间温情与女性柔情，这对发老“程家样”女性人物画的创作颇多启迪。然而发老究竟何时开始关注并研究西洋画的？《年谱》对此作了精确回答：1978年，“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来访。她发觉先生的绘画与拉斐尔前派颇有渊源，在访谈中聊到，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期，先生曾潜心研究和临摹拉斐尔前派的画作。”从中可见，发老对西方绘画关注研究与临摹学习之早。1985年，发老在新加坡举办画展，在接受《联合早报》记者吴启的长篇访谈时，特别指出：“后来的西方画家，如马蒂斯也爱用线条表现。线条也可补充色彩的不足，线条易于表达，却富有感情。”艺术地分析了中西画法交融变通的效应与效果。

　　发老的“海派无派”，是海派绘画研究评论中被引用得最多的一个公共观点，不少人以此认为发老是否定海派的，说海派是不存在的。早在1992年5月，我就海派绘画等问题与发老作了一次访谈，发老在访谈中指出：“研究海派，首先应认识到海派是一个开放的群体。它不以某一个画家为中心或为代表，而是综合了各家各派。因此，海派画家实际上是指上海地区的画家所形成的一个综合画派。”从而高度概括了海派的时代特征、群体构成与艺术取向。《年谱》对此也作了关注与佐证。2004年，84岁的发老在接受《可凡倾听》访谈时，也专门讲到了“‘海派无派’，这是说明海派不是一个派，海派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派，各种流派的人集中到一起才叫海派”。这是一个白马非马式的逻辑命题，即从量与质上讲海派不仅仅是一个画派，而从构成和形态上讲海派是一个综合画派。发老从而对海派作了辩证的分析、学术的诠释及科学的界定。

　　评析解读 史述意识

　　做《年谱》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面对浩瀚的史料、众多的文献及不同的记载等，如何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广及深，作谱系的承载与线性的叙事？特别是如发老这样一位大师级人物，如何对他不平凡的一生作出客观公正而真实传神的呈现？《年谱》的作者是要花一番力气，下一番苦功的。而此《年谱》的第三个特征即是：评析解读，史述意识。

　　发老一生留下了大量精品力作，并在各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笔墨风采、艺术特征与美学追求。《年谱》对此做了不少评析解读，产生了理论性的认知和审美性的提升，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如1981年3月7日，发老应邀为香港集古斋绘制《烟云山川图》，满纸云烟流岚、峰峦空濛、景色清逸，《年谱》评析云：“先生借鉴了摄影技法，刻意模糊了远、中、近景，只觉色墨交融，反复晕染，层次丰富而不凌乱，灿烂浑脱，生机勃勃。”简明扼要而观点独特。又如1987年2月，发老绘《仿陈洪绶〈杨升庵簪花图〉》，《年谱》解读谓：“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陈洪绶绘《升庵簪花图》，先生宝爱陈老莲之画，故袭此主题，但构图与人物性格的表现迴然有别，可能参考自他所藏陈洪绶《簪花曳杖图》。”从而辩明了发老取法的创作源头与自辟蹊径。

　　从1984年11月发老出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到2004年任上海中国画院名誉院长，这期间，发老倾其全力投身于画院重建，从而开创了上海中国画院在新时期鼎盛辉煌的20年。对此，《年谱》以重笔浓墨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记录，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史述意识。

　　由此，《年谱》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和清晰的视角，展示了发老从丹青翰墨到文心雕龙的时代意义，诠释了发老从“何谓大师”到“何止大师”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