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韶毅

　　《日本番薯记》（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系“重新认识日本文化”丛书之一。但请不要误会，此“番薯”非彼“番薯”。作者潘德宝并不是想通过介绍日本番薯来让我们“重新认识日本文化”，此“番薯”亦非我们平常吃的番薯。

　　考古学家张光直有一本自传，题为《番薯人的故事》。台湾岛的轮廓像一只番薯，故而岛内两三千万汉人常以“番薯人”自称。《日本番薯记》所称“番薯”却有另外两层寓意：一是“番薯”与“翻书”读音相近，用以怀念在日本那一段读书时光。此书内容多与读书有关，但作者不想攀附书话的书写传统，取一个“日本访书记”那样的书名。这里有他的自谦——所介绍的书多是日本出版的学术书，有些在国内还不容易找到，但作者自认并非枕中鸿宝，够不上“访书”级别；更有他对书话的认识——许多书之书，多着重在书籍出版史而少了一份学术史的关怀，不免有一种书商贩书记录之感，满纸秘本佳本，不免看出钱多钱少来。所以，既要从书籍出版史的角度，也要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秘本佳本，才能引人入胜。所以，干脆不以书话面目体现于书名，而躲进“番薯”里了。

　　第二层寓意，“番薯”指代概念史。作者在关西大学曾听沈国威教授讲番薯的历史，明白一个名词就是一部历史。季羡林写了著名的《糖史》，番薯当然也可成史。然作者志不在番薯史，而在“文学”。全书42篇文章，分“文史漫录”“扶桑记游”“文学概念”三辑，末有“附录”。重头戏在“文学概念”一组七篇，分别为《兴膳宏的“文学”概念史论再考》《铃木贞美“文学”概念史论札记》《“文学”与education的对译》《“文学”与literature的最初相遇》《作为学科名的“文学”最早用例》《西周〈百学连环〉中“文学”译名来源》《中国现代“文学”概念反向格义的过程与方法》。如果按主题论，“文史漫录”里的《邓梅羹是谁？》《〈中国的文学史观〉》《“现实描写”的历史》等文，以及“附录”评《抒情中国论》《香港抒情史》《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三篇，都有关文学史概念，也应该算在里面。那么，至少有13篇文章是谈论文学及文学史概念的，占了约三分之一。不怕读者嫌我啰嗦，罗列出这些具体篇目，不仅是想挑明书中藏着的暗线，也是为了赞叹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

　　我们经常说中国文学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先秦，然而现代汉语中的“文学”却是一个外来词汇，那就要提出古代中国有否“文学”的疑问了。在作者看来，中国的“文学”及文学史的形成是“反向格义”的过程。“格义”是指中国思想阐释外来文化，最早的“格义”就是北朝中土僧人以老庄的概念去解释佛教教义。“反向格义”就是用外来文化的概念去解释本土原有的思想、现象。“格义”“反向格义”多用于哲学研究，作者在书中套用在“文学”概念史上。照此理论，《论语》《汉书》等古籍提到的“文学”并非文学，中国古代也无文学分类，集部收录的也不全是文学作品。在经历了20世纪初中国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20世纪20年代的“整理国故”运动以及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出版后，中国现代“文学”才从体系效应、制度效益、示范效益中得以逐渐完善。同时，通过界定“文学”概念中的文献，打通中外“文学”，再书写中国文学史，使得“文学”概念中国化。

　　文学概念史是作者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非这十多篇读书笔记所能概括。我视这本《日本番薯记》为作者学术研究成果的前传，并期待他未来不断有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