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川》书影。

刘大先近照。

北川晨景。

　　邓 涛摄（人民图片）

　　一滴水融入江海之中才不会干涸，一粒种子播种于丰厚的大地才能发芽生长，一个人只有投身于社会与时代的洪流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同样，文学也需要同民众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孤芳自赏地沉溺在形式审美与个体修辞之中，如此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永葆鲜活的生命力。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严肃的文学家不屑于言及文学的社会功能，似乎那样就将文学工具化了。这种讲求审美自律的“纯文学观”有其道理，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作为公共性文化产品，文学从来不可能完全个人化，除非它不谋求发表与出版，也完全不在乎读者的声音。文学是个人的，但必然通向更开阔的空间，有它关于理想读者的想象与文学史位置的期待。因而，文学作为一种实践，对作者而言，可能是载道、言志、抒情、排遣苦闷、干谒名禄、美学创造；对读者而言，可能是教育、认知、启迪、娱乐、宣传；对社会而言，可能是文化建构、历史记录、现实见证、未来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表达与经世致用、审美创造与功利实用、艺术创新与文化传承，都是文学的内在维度和侧面。

　　我写非虚构作品集《去北川》（上海文艺出版社），源于一个素朴的想法——作为一名挂职干部，北川和北川人民需要什么？对于能力与驻留时间都有限的我来说，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想对他们“有用”，那才能证明我的“有用”。我知道，在绝大部分普通人眼中，文学离生活太远了，对他们最关心的民生福祉没有直接作用。基于这样的素朴认知，你是无法用“无用之为大用”的高蹈言辞去一言以蔽之的。用学院派的语言与普通百姓对话，只能证实你的不切实际、脱离生活。所谓文学的人民性，正体现在这里。事实上，基层的日常工作也让我不可能有任何的闲情逸致，那种繁忙与火热的生活排斥苍白与虚浮。

　　我的写作初衷首先是对北川人民有用。什么叫有用呢？很多人知道北川，但一般都停留在过去的印象中，那是一块曾经饱受地震灾难的土地，此外则不甚了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16年了，新北川早已凤凰涅槃般从创伤中恢复，并且展现出崭新的面貌，它不再是曾经闭塞、落后的样子，而是充斥着以科技与文化为底色的新质生产力元素。这是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它值得被看见，值得被铭刻，这里的人们也需要被看见，渴望被书写。北川正在打造城市IP，发展生态文旅产业，当务之急是做好宣传，以通俗形象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这块地方，理解它的人民与文化。

　　然后是对其他人也有用。当下，人们的注意力与时间格外宝贵，总希望阅读能带来收获：或得到生理上的消遣，或得到情感上的舒泄，或得到知识上的教益，或得到思想上的启迪、精神上的愉悦……写作者应该考虑自己能给读者提供什么，而不是先想着一己的表达。一个读者为什么要读一本写陌生地方的书？如果没所得的话，那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去倾听与解读一个毫不相干之人的心思与表述。我能给北川之外的读者提供的，就是对北川方方面面进行的总体性勾勒，它的地理历史、山川河流、物产人文、民俗风情、连续的传统与当下的变化。当然，这种“总体性”未必全面，只是一家之言，只不过我采用的是一种“总体性”的视角。这样的话，人们对于这个西南山地的羌族自治县，至少可以有一个知识性的导览，同时对于北川的风景与人也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或许还能取得认知上的突破，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种生活。

　　最后还要对自己有用，这是显然的。在世界各地许多族群的文化中，常常存在这样一种传统：少年的成年礼就是要进行一番游历，离开原先熟悉的环境，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深入他者文化中去体验和经历生活。当他再次归来时，便会发现自己的变化。在与他者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甚至交锋的过程中，他不断调试自己，获得成长。在北川的12个月，于我而言，就是那样的成长。对它的书写是一种内在欲望。记录下自己在陌生空间与文化中度过的一段岁月，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它是人生的旅痕、生命的印迹、存在的确认。我在北川坚持每天记日记，起初只是一种个人习惯，真到起意写一本书，却发现那些日记并无用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有无数琐碎的细节，经验中的碎片如果不经过整理与修葺，不组织成“有意味的形式”，不过是一堆终将沉入忘川的记忆冗余。通过写《去北川》，我反倒将一段人生用文字的形式锚定下来，赋予时间和生活一个可读的形象。

　　但是，问题在于怎样找到那种“有意味的形式”？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把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尽可能完整地用文字组织起来？北川处于龙门山断裂带，其西属岷山山脉，峰峦起伏，是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自然过渡的地带，汉羌藏回杂居，文化带有杂糅性，要写出这个地方的人、事、物，传统与当下，很难孤立讲述某个故事。事实上，任何单一的故事都无法涵括某个地方社会的复杂性。如果简单地就事论事进行描述，难以全面而清晰地定位其特色、呈现其形象。因此，我所着墨的是北川县的历史、文化、风景、物产、居民、情感结构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旨在勾勒一幅包含多元线索、多样性因素、多种复杂社会关系的图景，当然还有其中所体现出的社会变迁。与专业作家不同，我早年研究人类学的经历，帮助我形成了一种准人类学的隐形思维，让我得以拥有一个整体、多元、动态的视角，去打量并走进这片土地。事实上，文学作品与人类学著作并不矛盾，像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这样的著作，无论从文笔还是结构而言，都是绝佳的文学作品。

　　巧合的是我正好在北川待了一个人类学周期。人类学研究要求学者亲身体验并观察一个地方的人群及其文化，通常意味着要经历当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生活周期。这个周期里，我参与并融入北川人民的生产过程，共同庆祝了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羌年，还有国庆节、劳动节等。自然的时间、社会的时间融合在生产生活中，只有身在其中，才能有切身体验。与北川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入接触，让我得以在个人经验与当地经验的比照中，凸显后者的独特之处。因而，当下现实的立此存照，也有了历史的厚度与视界的广度。

　　如此一来，《去北川》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地方志结构，每一章节围绕一个特定主题展开，如地理特征、历史进程、族群构成、情感与婚姻状况等。我不想让它的民族志或田野笔记的意味太浓，但是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这样的色彩。至于这样的形式，是否符合某种特定的文学规范，或者“文学性”，其实已不是我要考虑的。写作是否有效，在于我们能否找到最恰当的方式处理与书写对象的关系。现在是一个文体创新的时代，我们已经很难不加变通地将某个作品按照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界定的体裁进行归类，新的现实必然会催生出新的文类。

　　我很喜欢英国印度裔作家奈保尔的作品，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以“印度三部曲”为代表的游记，里面有细腻的观察、敏锐的思考，更有基于间接阅读与直接体验所形成的判断。这使其远超于景观描摹与抒情议论，而具备了思想的力量。它们既是散文随笔，也是民族志，同样也可称之为“文学人类学”。我在最初构思《去北川》时，内心隐秘的期待就是能够写出像列维—斯特劳斯或奈保尔那样的作品。他们的写作并不以文学本身为目的，而是有着知识、观念、学术、社会观察等看上去不符合审美非功利的目的与目标。那些对于“有用”的追求，并不妨碍他们的作品同样成为优秀的文学。

　　像水融入河流、种子根植于泥土，我也融入我所书写的对象之中，这是一个有情、有趣、有思的过程，同时也希望作品能够对自己、对北川、对远方的读者有意义。所谓“有用”的写作，我的理解是出于个人，但不局限于个人；发自现实的动机，却指向普遍的共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鲁迅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