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张莉新近出版的《重塑姐妹情谊：社会性别意识与现代女性文学谱系的构建》（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重塑姐妹情谊》）突破既有研究思路，以重塑“姐妹情谊”为切入点，梳理百年中国女性文学谱系的生成与变化轨迹，勾勒女性写作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特殊展开路径，在鲁迅“立人”的延长线上探索女性精神振拔、寻路前行的生命意志，彰显出女性写作在构建民族精神共同体方面的重要价值。

　　“姐妹情谊”命题的提出，基于作者对中国百年女性写作中社会性别意识流变的充分体认。《重塑姐妹情谊》一书将社会性别意识上溯至现代文学发生期，分析“五四”第一代女作家对旧式女性所倾注的同情与理解。她们所关注并书写的，不仅仅是追求个体独立的新女性，同时也包括身处困境中的母亲、姐妹，构成了百年女性写作中“姐妹情谊”萌发的最初语境。学者王富仁曾充分肯定作者的洞见，即“女学生文学”这一开端，构成了中国与西方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根本差异。若在百年女性写作视野中进行考察，会发现“姐妹情谊”的拓展与深化，实则也是“女学生文学”不断走向民间的过程。如果说，“五四”女作家的社会性别意识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话，那么，左翼文艺的勃兴、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则为“女学生”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及行动空间，推动她们愈益深入地参与到社会实践斗争中来。“同志情谊”的融入使“姐妹情谊”具有了坚实基础和明确方向，萧红对弱势女性生存处境的关切中包含着民族反抗精神的原初动力，而丁玲笔下女性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成长叙事，不仅记录了自身的复杂精神历程，更是对“革命姐妹”同路人的期待与召唤。

　　《重塑姐妹情谊》以开阔的整体性视野观照百年女性写作流变。书中以专章讨论萧红的当代文学影响力，通过对李娟、塞壬、孙惠芬、迟子建等作家的分析，发现女性写作中某种绵延的风格气质——纯真温柔的心性、对世界的挚爱深情以及随性自然的叙事语法。可以说，百年文学史写作链条中的“同声共气”，也构成了对“姐妹情谊”的另一种深刻诠释。而在新时期文学中，基于中国现实语境的“同志情谊”则有了更为丰富多元的内涵，不再仅限于革命和政治叙事，更多指向对女性生存状态的“看见”以及女性之间的彼此体恤。这一明确的同路人意识在新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中有充分体现。《重塑姐妹情谊》中，考察了魏微小说在回乡、情爱书写等多种叙事主题中对女性生存境况的揭示；分析了乔叶笔下新时代山乡巨变背景下乡村女性的生活状态，带出其与孙犁乡土小说写作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新的现实”的发现与书写。而最为显著的案例当属郑小琼。张莉在最后一章以“工厂”“劳动”“女性”为关键词，考察郑小琼笔下当代中国女性工人与写作者二合一主体形象的生成。这一主体极具辨识度，通过诗歌创作与无数的“打工妹”实现共情。

　　姐妹同“道”，此“道”可以是男女共同的事业。《重塑姐妹情谊》一书在描述现代女性写作发生之时，提到若干颇有意味的细节。陈源在自己所办刊物上发表凌叔华的多篇小说，后又为其编撰首部小说集，胡适为陈衡哲作序所起到的定位作用，《中国新文学大系》诸编者对女作家的筛选、评价，这些都显示出中西女性文学发生期的重要区别，体现了女性写作与中国本土语境的复杂现实关联。也因此，张莉在研究女性写作时，常常避免孤立地探讨女性主体意识，而是在充分体认女性生存境况、揭示相关历史语境之后，充分敞开男女两性在现实和文本中的互动关系，呈现二者共同面临的困境及前路。

　　将两性情谊纳入重塑“姐妹情谊”的视野，彰显“道”之同一性，体现的是一种既重视性别分殊、又深具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进路。《重塑姐妹情谊》在汲取既有成果基础上，于鲁迅整体性“立人”视野中叩问女性主体的精神探索。张莉在书中致力于剖析女性写作的精神内面，凸显女作家以文学书写唤起自身与他者关于个人心性重塑的强烈动机，意在敞开女性之于鲁迅意义上的“灵明”与“摩罗诗力”的渴求与探索。

　　百年女性写作浩荡纷繁，《重塑姐妹情谊》对作家作品的选择自有其标准。无论是现代作家凌叔华，还是对“妇女闲聊”深感兴趣的林白，均揭开世相一角，使女性生活及精神世界被照亮；周晓枫隐藏在“破损”美学背后的灵魂，廖一梅极具先锋意味的精神探险，均关联着女性作家深刻的身体经验与精神自省。女性写作不仅仅意味着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还意味着能够以自身精神的挺立而推动他者、社会的转化与进步，这是鲁迅“立人”精神在女性写作领域的集中体现。

　　张莉评价魏微长篇小说《烟霞里》“在百年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论断的依据是，作家个体的精神成长最终使她“懂得”世界，从而写出了平凡女性的时代史诗。《烟霞里》中精神内敛凝聚又自然弥漫的美学意蕴，如良玉生烟、余霞成绮，实则也是张莉女性文学研究的独特美学气质。既不回避性别差异，充分体察女性现实生存中的诸般困境，又细致辨析社会性别意识生成与发展的本土语境特点，探索姐妹同“道”、两性同“道”的可能性，这是《重塑姐妹情谊》所展示的百年女性写作的特殊中国路径。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拓展了女性文学研究的空间，同时也为当下的性别话语注入了温润包容、深具雅正之美的女性力量，为性别内部、不同性别之间多层次的精神对话与共识达成提供了学理上的例证。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