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长篇小说在地理空间的设置上有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故事虽是虚拟的，但其中的地理位置和人物的位移路线常常是基本真实甚至是精确的。明清小说中写及京杭大运河者，基本都会将地名真实地写出。人物外出游历时，则将水陆车船等交通方式也交代得明白，还会将地理元素如地名、地理景观、方向和路线等记述下来，读者可以依据这些记载勾画出大致的旅行图来。即便像《三国演义》，为了便于书写战争，设计情节时会将现实中的地名来个“按需”位移，但其故意为之的用意是明确的，读者也认可。《金瓶梅》借用了《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却故意将故事发生的地点从清河县（与阳谷县为邻）移至实际的运河重镇临清（刻意混淆清河和临清）。这说明作者极其看重临清作为运河重镇对故事叙事和主题表现的作用。

　　《红楼梦》很特别，开篇即云“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实际上它写的是清代康熙年间发生在北京的故事。书中虽明确写及或提到过京师、金陵、姑苏、扬州、京口、毗陵驿这些运河城镇，但曹雪芹似并未直接赋能大运河去叙事和修辞。然其创作的构思和思想观念的抒发，又紧系着大运河。可以说，运河文化对曹雪芹的观念、情感、心态及文化意识的影响是深刻的。我们读出《红楼梦》的运河文化底色，即可进入一个理解力和阅读经验合体的新秩序之中。

　　京杭大运河自元代沟通南北以来，不仅改变了以往历代以关中或中原控制天下的局面，形成了以北控南、以南养北的政治、经济格局，同时，它对促进南北文化的交融，也在内涵上与速度上超过了以往。明成祖朱棣将首都自南京迁至北京后，依然“两都并立”，仰仗着南京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大运河缩短的不仅是南方与北方的交通时间，更重要的是拉近了中国南北文化的距离。中国南北两种文化的撞击与交融，改变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消融着南北的差异，也整合着中华文化的结构和格局。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明清两代的小说，无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运河贯通带来的市井文化的兴盛。粗略估计，明清小说中有七八成可称作运河流域小说。可考的作者多来自京杭大运河沿岸，小说内容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运河流域的社会生活，关乎着运河文化。优秀的章回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都不同程度地写到了以大运河为舞台的故事。作为世代累积型小说的《水浒传》，其主要故事自宋代到元朝就在运河沿岸的民间广泛流传着。梁山泊是大运河（会通河）的重要水源地，小说中贯通南北的水路指的就是会通河。它书写的风俗、饮食、方言至今还传承在鲁西运河沿岸。文人创作的小说对运河文化的反映则更为深刻。《金瓶梅》描写的是明末的社会景况，它将故事的主要地点设置在山东河北交界处的运河城临清，由京杭运河这条暗线为读者勾画出一幅明代经济和商贸地图，并且描绘了由于商业的巨大发展，社会形态和思想观念的重要变革而导致的南北文化交相融汇的基本面貌。从文人创作的世情小说的角度而论，《金瓶梅》被视作《红楼梦》的取径样板，被称作“壸奥”。如果从反映运河人家和运河文化的角度来论，前者无疑是直接的，而《红楼梦》则是隐写的。读者从小说对运河城镇地名的设置、人物南北迁移的书写，及习俗风物描写所反映的南北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之中，发现了被《红楼梦》设为底色的大运河文化。这种隐写是符合全书“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写作策略的。

　　与《红楼梦》产生在同一时期的《儒林外史》，主要描写的是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士绅的生活，它对运河城市扬州、苏州、嘉兴、杭州特别是最为重要的运河辐射城市南京都是显笔直书。作者吴敬梓，寓居南京，病死在扬州，他非常熟悉运河城市的生活，其笔下的各色人等，因各种原因奔向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的运河之都，书中大小人物都在流动之中。他们的日常出行多走水路，哪怕从徽州府回浙江台州，也要船到苏州再换大船过杭州。这些描写足以说明京杭大运河与那个时代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密不可分。正如我们所知，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是单一的而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就分别与传统文化中不同的层面相对接，它们源流不同，宗旨有别。两书在旨趣上，前者立足于儒家、社会和责任，后者立足于道家、个人和情感，很是不一样。虽说两书都充满了浓厚的“亲历”气息，但因主要人物的人设和小说主旨的不同，《儒林外史》的叙事空间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而《红楼梦》设置的是花园模式，贾府府邸和大观园是故事的主要发生地，那里是书中重要人物投奔聚集的场所，属于内空间叙事。故而，大运河在《儒林外史》中是清晰可见的地理空间，书中直接书写了运河沿岸的自然山水风貌、地域人文风俗和城市生活图景；而大运河在《红楼梦》中则是未着浓色但却也鲜活的存在。小说非常明确地设计了金陵和京都作为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原籍与居住地，并于隐、显之间构建了南北相对、虚实相应的两个中心。大运河连接南北，它是流动着的水路，人、物经它输送；它是交流的廊道，南北文化经它沟通。《红楼梦》不仅是曹雪芹缅怀其百年家世的产物，更是他汲取中华文化思想的艺术结晶。读者需要对南北经济、思想、文化的属性特色，对清代初中期政治历史，都有一定的认知，并且具有想象空间的动态建构能力，方能将小说的旨趣领悟到位，才能对其文化意蕴深加体悟。

　　被誉为“清代小说的后劲”的《儿女英雄传》，写的是正黄旗汉军世族安家的故事。作者文康出生时曹雪芹已过世三十年，《红楼梦》所反映的民族融合特别是南北文化的交融，到了文康笔下越发直接、深入。书中所书旗人安学海近五十岁中进士，拣发了山阳县的河工知县，上任不过半载便在河务中被陷害获罪。其子安骥在营救父亲的过程中得以成长并且不畏宦海艰险依然积极通过科举入仕。文康借写实性强的侠义小说来“抒其未遂之志”，其旗人心态是积极进取的，完全不同于曹雪芹的道家心理。如果说京杭大运河在《红楼梦》中还是文化底色，到《儿女英雄传》中就已是人物命运所系和叙事空间所据的重要支撑了。《儿女英雄传》写出了淮安的河政中心地位，通过对河督其人、河务施政和晋升渠道的描写，很真实地记录了晚清的河工不力的实况。因为文康本人在松江知府任上督修过华亭海塘，又做过天津道，他使用起河工术语来得心应手。他对运河沿线上茌平和德州码头与城隍庙的描写则活画出南运河独特的运河风情。

　　自清代流传下来的十三部《红楼梦》续书中，有八部写及京杭大运河。其中《红楼复梦》《红楼圆梦》和《续红楼梦稿》三书在空间叙事、情节安排、人物塑造中，均目的明确地利用大运河及运河城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突出地位，赋予了大运河以承载乃至支撑整部小说主题或框架的功能。

　　明清小说对大运河的书写，反映了运河区域南船北马的交通状况；记录了运河城镇、街道码头、钞关公馆、闸坝桥堤、庙观古迹；记述了运河疏浚、洪涝赈灾、行船遇险、河务管理，又描绘和反映了自然景观、风土民情和官民信仰，甚至写及平定海匪和抗击洋人进犯；对成为背景人物的官员、运军、水手、商人、船民、艺人也有描绘。明清小说引入宦游和旅行模式，使得人物和故事都随着运河的通运而流动，运河的水、岸、城文化因此得以远播。

　　（作者：张云，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