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潮》以碧河镇陈、林两个家族4代人的命运变迁，勾勒出潮州人百年的奋斗历史，展现了潮州的地方文化和精神传统。关于《归潮》的写作，陈崇正在《必有人重写潮汕》中说，“《归潮》是来自故乡的重托”“潮汕人的家国情怀值得反复书写”。

　　阅读《归潮》，会发现香炉的失而复得贯穿全文，既构成小说的叙事动力，也象征了潮汕文化精神在当下的复归。对照葛亮《燕食记》中的饮食书写，《归潮》是以宗祠来表现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又一面向，而香炉正是宗祠文化的代表。香炉是碧河镇梅花村陈氏祠堂的“镇祠之宝”“宗族气脉”。小说以倒叙手法将香炉的去处悬念化的同时，也达到贯通历史和当下的叙事意图。

　　香炉的第一次亮相是通过当代年轻人李启铭和陈乔锋的叙述展开：“传说中的那个香炉还是没有找到”“总有一日，香炉会自己回来的”。与当下的现实相比，香炉连接的是未解的历史。其后，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抽丝剥茧，有关香炉携带的家族记忆、民族历史一一浮出水面。最后，香炉由陈锦桐从泰国带回潮州，完成了历史的回归、传统的回归及民族精神的回归。当下—历史—当下，香炉在时间流转中的位置变迁不只映射了有关家国历史的宏大命题，另向内探索了时代境遇下人的存在可能。

　　以当代人的困惑展开对香炉踪迹的追溯，以当代人的寻根完成对香炉的探寻，叙事链条在构成具体的故事外，也内蕴了当下社会鲜明的精神征候。在相关的创作谈中，陈崇正总结：“从半步村到美人城，我左手科幻，右手现实，努力书写南方蓬勃的寓言。”在陈崇正笔下，文学地标的营造、叙述方式的多样都指向繁盛的“南方寓言”。此寓言绝非虚无缥缈的文学想象，而是“投射了深切的当代焦虑，获得立体的精神景深”。《归潮》将想象性的故乡实在化，把现实的困境具象化，让精神的空间纵深化，予存在的形态多样化，不仅延展了之前创作的格局和思想，也表现了作者书写中国式当代小说的能动性探索。

　　技艺传承，未得其里；阴阳分离，群体失落，这是小说对现实问题和生命存在的峻切思考。碧河镇梅花村中，陈氏大房守宗祠，敬祖先敬过往；二房守书楼，求功名求未来。人传承文化，文化也影响和塑造人。其结果是，两房子孙分别固守了守正和创新的精神传统。但当固守发展成固执后，不可避免地会构成对总体性的偏离。个体被放逐、总体性普遍缺失是当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固执的青年在碎片化的当下生存状态几何？陈乔锋在广州工作几年后毅然回潮州继承木雕事业，在精细的工艺劳作中活得与世无争也止步不前。他认为身为大房的自我“只能是这个世界的阴面，是残阳”，二房陈得海这类人“才是这个世界的阳面”“能够闯出一番大事业”。陈乔锋将目光锁定在文化宿命论上是人物的局限，也是小说对碧河镇“求神”精神的个性化勾勒，但作品对人物精神困境的描写更具时代性。陈得海在村里开了一家鱼生店，因其刀法精湛受到电视台的专访；录像时，他临时加了“刀法好又不赚钱”的台词，这一玩笑式的抱怨正体现了消费主义时代下大众的普遍诉求。陈乔锋没有意识到的是，文化精神具有时代性，他羡慕的创新者在时代面前会有严重的金钱危机感。同样，陈乔锋的孤独也不是对文化基因中孤独因素的全部承袭，而更多是包含了时代精神的孤独感。《归潮》中，个体困顿，目光求史，不仅关乎文化精神的溯访，更关乎当代人生存困境的可能性探索。在陈崇正之前的科幻小说中，科技并没有作为时代的佐证物而存在，科技就是时代本身且对人类精神世界具有建构作用。而发展到《归潮》，陈崇正将这一疗愈功能创造性的赋予在历史与当下的“遇合”中。

　　所谓“遇合”，是历史和当下关于文化精神的“遇合”。陈锦桐总结潮州的文化精神是求险、求实和求神。求神是指敬重祖宗和神明，这是具有家国情怀的潮州人共同的文化信仰，也由此形成了“历尽千劫，只为归潮”的精神传统。如果说求神是所有人物共通的“文化基因”，那么求实和求险则犹如阴阳两面分别集聚在人物身上。阳面是求险，是反叛和创新；阴面是求实，是持守和谨慎。只有阴面和阳面的“遇合”才能建构完整的文化精神，无法融汇的阴阳两面注定会产生偏颇的文化心性。历史上的第一代潮人在合作中促成了阴阳精神的化合，陈洪礼、林汉先亲密无间、分工明确，在心怀家国的民族大义中英勇抗战，合力推动了革命事业的稳步向前。与之相较，当代人缺乏求实和求险精神的“遇合”，如分别因袭到求实和求险精神的陈乔锋和陈得海。但当香炉回归、关于先人事迹的“归潮”展览圆满结束后，当代人在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下既成功建立了血脉的关联，也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与历史联系紧密的当代人，在文化的“遇合”中也完成了自我的新生。而史与今的“遇合”并不是单向度的关系，承载精神气韵的历史文化亦吸纳了当代的精神活力。陈锦桐、李启铭、黄博琳、陈乔峰等人通过重修祠堂、改造书楼、活化民宿等为潮汕文化注入时代精神，同时将潮汕木雕、刺绣、功夫茶、美食、英歌舞、戏曲等推广至世界，让潮汕文化向内扎根、向外发展，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扩散。

　　以历史和当下的“遇合”为开端，陈崇正进一步思考了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即主体间的“相遇”命题。这种“相遇”是生命的“相遇”，是每一个“我”与“你”的“相遇”。“你”可能是历史中的先人，也可能是当下的同时代人，总之是与“我”建立关系的每一个人。近代史上，海内外潮人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合力推动了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1922年潮州的“八二风灾”中，林汉先用相机拍摄的风灾画面远播泰国，促成泰国华侨和当地慈善机构共同赈灾；抗日战争中，见证了羽先生、英顺伯、林汉先、陈洪礼在泰国的英勇行动，林阿娥、林汉孝、林汉厚回国后赓续此红色精神。在当下社会，陈锦桐通过阅读日记了解到阿公陈洪礼和林家的纠葛和心愿后，毅然决定回潮州组织“归潮”展览，使当代的海内外潮人重新建立了文化精神上的“遇合”。宗族认同、民族认同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我”与“你”的联系中迸发出巨大能量，为建立完整的世界和命运共同体发挥作用。小说以群像的方式展现每个个体的“相遇”，并借林雨果的口说“仅仅是连接，这个世界的许多事物都是这样，连接起来就好了”。连接后的世界是一个总体性的世界，也是一个无限的关系世界，更是一个充满爱的世界。

　　需注意的是，陈崇正并未隐藏总体性世界中的矛盾和冲突，他将主体间的“相遇”表现为一个开放的多样性选择。在描写“家”“国”精神时，既有林氏父子浴血奋战的“先忠后孝”，也有林汉莲对亲情的渴望和怀想，激情与柔情交汇，共同谱写民族抗战史的民间风貌。在信义选择中，陈洪礼一生都未将林汉先的绝笔信公之于众，违背了道义上的“信”；但他此举是为了让自己背骂名而成全朋友的名声，这种隐忍与牺牲下的“义”令人动容。因此，个体在总体性世界中的选择因时而殊、因事而异，也正是这种自由的选择带来了总体性世界的无限可能性。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探索可能性，生命的可能性，连接历史的可能性，关注当下的可能性，通向未来的可能性，这是《归潮》隐藏在宏大叙事下勘探的存在命题，也是作品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