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阅读史》 南方日报出版社供图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波澜壮阔之中，从广东茶坑小村走向世界的梁启超，兼具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他以文为刃，以书为舟，凭借充满激情的笔触点燃无数青年的心灵。其阅读经历不仅塑造了独特的思想风貌与文体风格，亦映射出晚清至民国，中国知识界由封闭趋向开放的变迁史。透过梁启超的阅读史，可洞见一位思想巨擘的精神世界，亦可管窥近代中国文化的演进脉络。

　　梁启超的阅读生涯始于家学熏陶。他自幼聪颖，承袭传统士人教育，童年遍读《三字经》《千字文》《论语》《孟子》等典籍。青年时期，西学东渐，梁启超的阅读遂超越八股制艺范畴。拜师康有为后，梁启超研习《公羊传》《纲鉴易知录》《瀛环志略》，受今文经学与变法思潮影响，转向经世致用之学，不再囿于科举文章，立志于社会改革与制度变革。

　　与此同时，西学典籍拓宽了梁启超的视野。卢梭、孟德斯鸠、边沁、斯宾塞等西方学者的著作，使梁启超深受民主自由观念的启发；福泽谕吉、内村鉴三等日本学者的论著，则令其开始探寻东亚现代化的路径。

　　如果说童蒙幼训奠定了梁启超一生为人为文的底色，那么青年时期的广泛阅读则建构了其后半生的思想体系。他对社会变革的探索、对文学革新的思考，皆在这一时期臻于成熟。可以说，是青年时期的博览群书、遍阅中西，促使梁启超由一个传统士子成长为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知识人。

　　中国传统学问注重“通人”的培养。阅读的对象与范围并不局限于现代专门化分科体系中的某一门类，因而，“学问”（读）与“文章”（写）亦难以简单剥离。“阅读”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其意义也不仅仅只在阅读者个体身上发生作用。

　　梁启超的阅读，既有“专家”之深，兼具“通人”之博，其知识体系横跨历史、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学诸领域，始终保持兼收并蓄之姿。阅读并非只为获取书本知识，亦是培养问题意识的途径。梁启超的阅读始终围绕现实问题，关切国运，思考变革，他既在书籍中寻求解答，又于阅读中塑造自我。广泛涉猎中西典籍，变更了梁启超的行文风格，其文辞不复传统士大夫骈俪之风，而趋向简练流畅，更富现代感，这也令其思想更易为时人接受。

　　阅读不仅塑造了梁启超的个人思想体系，亦促其以著述影响一代青年。从《变法通议》至《饮冰室合集》，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至《新民说》，皆为阅读所化之思想结晶。

　　以《新民说》为例，梁启超在书中提出“新民”概念，强调国民素质提升为国家变革的前提。而在《少年中国说》中，梁启超对青年寄予厚望，“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无数青年在其激励下，立志创造一个属于新人的新世界，为中国的富强不懈求索。青年如何独立、如何自由、如何进步，阅读便是其中一途，正如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征捐图书启示中的殷殷劝导：“学也者，非可以向壁而造，捕风而谭也，则必读书。”

　　19世纪末的中国，阅读即冒险，甚至是革命。彼时科举旧制犹存，士子多受束缚，但尚为青年的梁启超已展现非凡的魄力与眼界，挣脱旧学樊篱，投身更广阔的知识世界。他在阅读中汲取新知，探索社会变革方略。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阅读触角更为广阔。除研习西方政治哲学，亦深入考察日本宪政、教育、产业政策。其不满足于知识摄取，更关注知识如何转化为行动，为中国探寻新路。

　　梁启超的阅读方式，至今发人深省。其阅读有三大特征：一者，重体系，兼涉旧学与西学，融通古今，构建横跨中西的知识网络；二者，存问题意识，阅读非仅限于知识累积，而是对现实的回应；三者，现实关怀，非为书而读书，而以阅读为法，反思历史，探求未来。

　　今天，在信息爆炸之际，深度阅读与独立思考愈显珍贵。碎片化阅读泛滥，系统学习与深刻思考渐失，使知识积累趋于表层，思想亦难臻深邃。梁启超曾言：“人生在勤，不索何获？”阅读亦然，唯有持之以恒，方能厚积薄发。当代青年应借助科技之便，更高效地获取知识，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使阅读真正成为塑造自我、变革世界的力量。

　　《梁启超的阅读史》是一个尝试，这本小书详细勾勒了梁启超的阅读轨迹，从幼学启蒙，到涉猎中西，从东渡日本，再到精研法门，梁启超的阅读与思想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复杂的互动，又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书希冀从阅读史这一角度讲述其生命的一个侧面，还原一个更真实、立体的梁启超。梁启超的时代虽已远去，但他读过的书、读书的方法，对一百年后的青年仍具有借鉴意义。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仍然需要像梁启超那样的阅读者，仍然需要那些愿意在书本中探寻思想深度的新青年。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梁启超的阅读史》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