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记》

扬之水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近年来，扬之水的著作备受瞩目，无论是深耕古代文学与文物研究的专业学者，还是热爱传统文化的普通读者，都能在她的作品中各取所需，收获学术探索的愉悦与审美鉴赏的享受。这份热度，既是名物学魅力的彰显，亦是扬之水学问底蕴的生动映照。

　　《问学记》是一部学术实录。1970年，初中毕业的扬之水，早早踏入社会，又因命运捉弄错失大学深造机会，走上自学之路。全书紧扣“问学”主线，以细腻笔触展开。“内编”中，《关于梵澄先生》追忆徐梵澄的治学风骨，《绿窗下的旧风景》《今在我家》等篇章记录与谷林的书缘往事；《泗原先生》《萝蕤师》《关于南星先生》《仰观与俯察》等分别刻画王泗原、赵萝蕤、杜南星、孙机等先生的学者风范……这些篇章聚焦作者问学路上往来最密、求教最勤的师长。而“外编”则收录金克木、袁荃猷、辛丰年等文化大家的逸事。内编与外编，完整勾勒出扬之水在学术道路上的求索轨迹，让读者得以窥见其问学之路的全貌。

　　书中，前辈学人的治学智慧俯拾皆是。如徐梵澄所示的学诗之途：“先由汉魏六朝学起，而初唐，而盛、中、晚唐。追慕杜工部、玉溪生可矣。”因徐先生幼塾就学于近代湘中巨子王闿运之再传弟子，其所开示的学诗路径明显带有晚近湖湘诗派的理论特色。这条源自近代湖湘诗派传承的学诗之道，为古典诗歌研习提供了独特视角。再如写孙机：“学的是考古专业，做的是文物研究，研究方法，则是在实物、图像、文献三者的结合处揭发研究对象的本质。”这种文物研究法，更是精准概括了名物学的核心治学理路，对当下的学术研究仍有重要意义。

　　书中还记载诸多细节：徐梵澄别具一格的请客“请柬”，王泗原对京剧的痴迷，赵萝蕤对陈梦家、钱锺书的精妙点评……他们率真可爱的性情，宛如魏晋名士再现，读来令人不禁莞尔。正如刘长卿《听弹琴》云：“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身处时下的“新风”中，这些“旧人”倒往往让人怀念和神往。正如杨之水在书中所说：“所谓文化人，大约就是始终持守了一种文化精神的人。或者，就成了名人；或者，并不。前者能够影响及于社会；后者，便只是悄然无声润泽了他的周围。”这样的文化精神就是一种“古调”，愿这份珍贵的精神财富能在未来继续传承。

　　《问学记》为读者勾勒出一群博雅君子的鲜活画像。书中诸位先生虽各具性情，却都秉持着纯粹的学术品格与超脱的人生态度。扬之水用白描手法勾勒人物，往往寥寥数笔，便能让人物鲜活地跃然纸上。在她笔下，这些已故的先生们皆是“旧人”，却又都是“‘旧’得有趣的人”。读其事，想见其为人，不仅使读者窥见其治学的风采，更犹如一剂清凉散，给人以超脱出尘的心灵启迪。他们清心寡欲，不贪图物质享受；为人从容淡定，不急躁、不恼怒、不争执。虽心怀天下，却又有着大隐于市的超然洒脱。无论是与他们探讨学问，还是翻阅往来书信，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老先生们温和宽厚、诚恳笃实的品格。

　　除了客观记述，作者在书中还记录了问学时所得的感悟。如在向徐梵澄问学时作者突然顿悟：“奥义书者，本无奥义也；最神圣的信仰，原缘于最世俗的念欲；再深奥的哲学，蕴含的也是生命之精义。这是一种高级哲学和原始信仰的特殊共存。”这种感悟与前辈学人的言行相互映照，让读者在理解学术思想的同时，更感受到知识传承中的温情与启迪。尽管扬之水的求学之路每多孤寂之感，但前辈们的悉心指点，为这条道路注入了融融暖意。

　　另外，《问学记》还是扬之水个人治学理念的生动写照。她的研究涉及《诗经》、先秦诗文史、诗歌名物考证及古代金银器等领域，始终坚守独立品格，不随波逐流。用书中的话讲就是“学术非时好，文章幸自由”。例如在学术方向的选择上，作者自言：“我在选择问题的时候，也是有意避开学术热点，知道技不如人，不去竞争。”这份谦逊背后，是甘于寂寞、专注深耕的学术精神。

　　在谈到名物学研究方法时，杨之水提出：“真正把‘物’读懂，必要有对图像之时代的思想观念、社会风俗、典章制度等的深透了解，这一切，无不与对文献的理解和把握密切相关，即要使图书馆的书和博物馆的‘书’相互发明，当然这也带来更多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快乐。”她主张将图书馆的典籍与博物馆的文物相互印证，这一方法是对传统“二重证据法”的补充，也成为名物学研究的有效方法。书中对灯毬、“掬水月在手”纹样、“中兴复古”香饼的考证，便是作者在寂寞与快乐的相互交织中得出的学术研究成果。朱子诗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要而言之，《问学记》中既有“旧学”，又富“新知”，俱是难能可贵。

　　孔子曾感叹“文献不足征”，朱熹注释道：“文，指典籍；献，即贤才。”可见文化的传承，既依赖于典籍的流传，也仰仗贤人的坚守。《问学记》中既有治学心得的文字记载，又刻画了诸位博学鸿儒的鲜活形象。书中的问学之文与论学之人，读罢掩卷，总能在读者心中留下一缕香涵幽桂的情味，或许这正是文化的力量与意义。

　　（作者：秦帮兴，系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