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倩

　　继2013年出版《黄雀记》后，作家苏童近期推出长篇新作《好天气》，引发了文坛不小的反响。故事以江南城郊结合部的“咸水塘”为背景，围绕两个在医院偶然相遇家庭的恩怨展开，以细腻而绵密的笔触勾勒出一幅“氤氲潮湿江南水汽的市井日常画卷”。苏童将荒诞叙事发挥到极致，以“寻找萧好福”埋下“草蛇灰线”，用亦真亦幻的日常寓言为精神迷失者“招魂”，既是全面反映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江南社会的变迁史和心灵史，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重构之作”。

　　《好天气》共分六章，上半部分侧重“鬼怪赋魅”，下半部分聚焦“时代去魅”。从体量上看，苏童历时11年创作完成的47万字“大部头”，品读起来没有想象中的“丝滑感”，但从内容上说，小说叙事极具文本敞开性和象喻性，如一座年代久远又瑰丽复杂的记忆宫殿，四面八方的门都可进入，承载多元的阐释空间和丰沛的精神内涵。

　　灵魂的冒险

　　智利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说过：“在这个世界做一名作家，就和做一名侦探一样，须得过坟场，对视鬼魂。”对视鬼魂，意味着与灵魂深处平等对话。倘若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好天气”是作者苦心孤诣设置的“谜底”，一路升级打怪、迂回“破案”，最终是为了坐拥命运的“好天气”，即抵达艺术层面“万象毕呈的完整的谐和”（李健吾语）。

　　小说开篇即直奔主题，位于郊区一隅的咸水塘，蕴藉深邃而多元的隐喻：咸水塘出名的彩色天空，源自多种颜色的工业烟雾。五种颜色的天空，夯实“好天气”的精神底色，同时为小说投下诗性光芒——它是荒诞的、迷离的，也是神秘的、诡异的。它的孕育、变幻、冲撞、消失，对应着天空下人们的悲苦遭际。

　　俨然，这部小说具有“精神自传”的性质，作者自称小时候在苯酐气中长大，让人极易联想到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声音与气味。而酸天气、绿眼泪、白蝴蝶、黑金龙、同名母亲、失踪男孩，串联起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从叙事策略分析，苏童以塘为界，聚焦城区街道蒲招娣与塘西乡下黄招娣两个家庭的偶然交集，因祖母一口带“福”字的棺材引发一连串不可思议的“灵异”事件，棺木被砍、祖坟被掘，如一根隐形的导火索，点燃了两家的矛盾冲突。

　　毫无疑问，荒诞叙事是对苦难人间的艺术呈现。自短篇小说《樱桃》起，苏童就开始尝试探寻“灵异密码”，上承古典文学蒲松龄《聊斋志异》之精神血脉，下接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之西方叙事，包括《西瓜船》在内的所有短篇小说似乎都是为《好天气》清理外围、做好铺垫，以完成埋藏心底的一桩夙愿：重返童年。溯源他的文学精神谱系，“香椿树街”作为“始发站”，从《米》《河岸》“开始起步”，至《黄雀记》“飞起来了”，而《好天气》不啻于一种“折返跑”后的勇敢“越界”，他比过去更轻逸、繁复、幽深，也就更加的沉重、斑斓、奇异。

　　苏童擅长以轻驭重，以肉写灵，以幽暗写光明，以纷繁抵达纯净。他深谙人性渊薮的种种可能性，以“鹅”的精神意象打开一扇生死之门，祖母之死、土葬骗局、坟墓被掘，七奶奶之死、秋红之死等，继而带出复杂的历史现场和各种离奇的死亡。“来自塘西的人生课，总是从死亡出发，到死亡结束。”塘东招娣去塘西招娣家讨要婆婆的棺材钱，从此两家结下不可调和的冤债，蒲招娣背负导致“萧好福失踪”的罪名与舆论讨伐，本是杀鹅陪祭祖母邓罗氏，孰料它参与了祭祀、封坟全过程，直到完成一个长孙的叩首。

　　“鬼鹅”通人性，自带“毛茸茸的真实”，能够看见被遮蔽的真相，它推动小说不断转场、情节承上启下，同时与北方驼子的“出场”构成某种互文关系。萧好福的“归来去”注定是个无解的谜，作为“中间人”的驼子，为精神“异化”注入另一重视角：好福神奇现身。驼子与鹅相依为命，他那盛满各式玩具的百宝袋，仿佛施了什么魔法，加固了与三个塘西村男孩的友谊堤坝。驼子被驱离，好福回来了，好福又不见了，苏童以双重视角写出了人性的脆弱、无能与噬骨的恐惧，字里行间回荡着内省式的批判和反思，这是成熟作家超越文本经验的练达之处，也是“童年视角”的二次开掘。

　　小说结尾处，“她最后对着远去的鹅说了声，圣诞快乐。她关上门，兜着那鲫鱼往厨房走，又对着我们家厨房的风光说，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啊。”与其说这是鹅的最终归宿，毋宁视作咸水塘人的圆满之境，体现中国传统叙事的圆形结构。

　　萧家姐妹“新生记”

　　好的长篇小说胜在细节的编织。《好天气》堪称“人鬼情未了”的现实主义荒诞史诗，但感人之处在于人物的立体刻画。汪曾祺先生在《晚翠文谈》中谈道：“气氛即人物。”全篇每一个地方都应浸透人物的色彩，那种阴郁的、潮湿的、惆怅的，甚至令人窒息的氛围。令我过目不忘的是作者对手部的细描，很好地凸显日常性和世俗性。一处细节是联防队顾小宽用手铐威胁好英致伤；另一处细节是塘东菜市场姐妹俩的鱼摊前，豁嘴媳妇以同情一家人的名义购买螺蛳，却“习惯多抓一把到自己篮子里”，好英的那双手稳稳地“扳平一局”。所以，后来姐妹俩离家去南方闯荡赚钱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而姐妹俩做生意发家暴富后回到咸水塘，在环球水泥厂上建起环球殡葬工业园，这不啻于人世轮回和精神“新生”。

　　细节里面住着神灵。黄招娣和蒲招娣同时去回春堂找翁先生看病，一个看耳疾，一个治眼病。翁先生却误把她们当成同一人，连脉息和脉气都一模一样。离开时，天井处两朵被雨打湿的蟹爪菊，构成一种恰到好处的镜鉴关系，苏童的“烘云托月”手法巧妙且娴熟：蒲招娣举起伞尖用力将它们分开：“那两朵菊花仍然在抗拒，它们卷曲修长的花瓣颤抖着，更加紧密地簇拥在一起。”当一朵菊花躺在地上，蒲招娣又捡起放回盆里，一句“这菊花养得真好”，讽刺至极，如凭空一记耳光响亮。

　　《黄雀记》的一粒种子

　　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有个著名的艺术“三因素”理论：即种族、时代、环境。种族是植物的种子，蕴藉全部的生命力，而环境和时代就像自然界的气候，起到自然选择与淘汰的作用。显而易见，《好天气》是《黄雀记》的一粒种子，经过“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的发酵，向上拔节，站成一棵树的静默与生机。他始终从未离开“香椿树街”“枫杨树乡”的文学版图，彩色天空下，萧好福的失踪、归来、梦游、又离开，驼子与鹅共居的怪诞，恍若童年的自由穿梭，为精神迷失者“招魂”的同时，也是为自己失去的、碎片的、痛切的过往进行清算。

　　近年来，文坛知名作家的“返场新作”层出不穷，自带“挖一口深井”的心力和坦诚，譬如，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格非《登春台》、麦家《人生海海》等，但是不少读者难以接受的是作家对自我的重复，背后乃是思想的疲惫滑行，故事的“移花接木”。特别是碎片化读屏的今天，读者对审美的要求不是降低了，反而是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不得不说，《好天气》也难以脱离这样的诟病。从结构上分析，“外篇”“篇外篇”与余华《文城》后半部分极为相似，“补笔”着墨较多，其中小说第四章“我母亲的三次求诊”，情节拖沓极易导致审美疲劳；而“鬼鹅”形象与作家路也长篇小说《午后的空旷——仲宫镇童年》中，小何子叔叔宿舍里养的猪“何粉红”形象异曲同工，“何粉红”最后进了厂里食堂，而咸水塘的“鬼鹅”温情消失，两者皆有浓重的悲剧色彩。

　　苏童此次新作深度开掘和回望童年，借用魔幻和“灵异”的指挥棒搅动“城北旧事”，在“好天气”下激烈冲撞、旋即混淆，于《咸水塘相对论》所谓“偶然与必然、内因与外因”中走向圆满境界——萧好莉怀上了邓家的骨肉，暗喻咸水塘的明媚未来和美好生活。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

　　“这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长跑，一直写到最后，不知不觉写了100万字，把我自己都吓着了，然后我对自己说，这个小说不要有100万字。然后我就一直删改，一直修改压缩，不停地调整，最后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文本。”

　　“最早的时候，小说叫作《咸水塘史》，但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给学生们上课时，提到这部小说，北方的同学们都很迷茫，他们不懂什么是‘塘’的概念。我后来想来想去，小说里有很多种天气，不如就改名叫《好天气》。”

　　“我脑子里有一个坐标——平面上是乡村与街道的对称，人物上是两个‘招娣’和她们孩子的故事。还有天空的黑与白、气味的酸与苦……各种对峙，反映了初始的街道文明和传统的乡村文明之间的矛盾与融合。”

　　“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街道、工厂、农田。这个小说是我个人真实生活经历最多的，因为我确实生活在工厂区，比如小时候我看到的黑天气，彩色的天气，白天气，别人以为是我想象的虚构的，其实都是我看到过的。”

　　“我的短篇小说尽管写的都是中国的事情，但如果用一种乐器来表示，用的都是西洋乐器，有的像钢琴，有的像小号、圆号。在写《好天气》的时候，如果仍然用乐器比喻，我会大量地使用民族乐器，里面有唢呐、二胡、笛子、箫等等。审美是一种固执，其实也是一种坚持。”

　　——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