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我们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民族服务的。或许有人要说我们是太不聪明了，然而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像我们这种不聪明的人。请家里不要想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因为中国正在大的变动之中，中国抗战成功不愁无饭吃，抗战不幸失败，则大家都当亡国奴，所以我希望家里在这一方面能够想得远大些，能够原谅我……”

　　这里我来过几次了，人物的事迹也早已知悉，今天又随学习班来参观，看到他留下的三封书信，心里仍感慨万分。穿越浓浓硝烟和漫长时光，那墨迹上仿佛还泛着未干的光泽！

　　信是袁国平烈士写的，影印件展放在湖南邵阳党史陈列馆里，原件存放在20公里外的邵东市袁国平故居。

　　写信的时间是1939年春天。袁国平刚从江宁抗战一线返回新四军军部，收到了难得的家书，是侄儿袁振鹏写来的，多么令人高兴。打开一看，侄儿告知，家里没饭吃了，你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希望迅速救济。

　　袁国平心里酸楚，家里的情况他很明白。从早年开始，为送他到湖南一师、入黄埔军校、提供革命活动的路费，家里倾尽所有，生活日趋窘迫。如何回复？哥哥、母亲等一大家人，都热切地盼着自己呢。

　　袁国平的笔是沉重的，苦楚的事实让他不知该如何应对。自从参加南昌起义、投身红军以后，他已经10多年没回家看过亲人了。父亲在他幼年去世，母亲和哥哥苦苦支撑着这个家，还为他四处征战、被官府通缉担惊受怕，好些年他不敢写信回来，怕连累家里。直到国共合作抗日后，袁国平才重新和家里取得联系。

　　1938年7月，袁国平在给哥哥袁醉如的信中写道：“国事如此，愿以最后一滴血贡献于国家民族，家事更不能不仰仗吾兄独立支持。知我如兄，当不见责也……母亲我很挂念，不过有兄奉养，亦甚放心，请劝她不要挂念我们，很好的愉快的生活下去。在我只能以报效国家民族，事实不能不放弃承欢膝下之责了。”那时他已很愧疚，不能为家里拿出一分钱，甚至连赡养母亲的责任都尽不到。只能以愿为国事流尽最后一滴血来弥补家事之憾。他相信哥哥不会怨他。

　　可是，这次侄儿来信，分明是代表家里抑或就是母亲的期望。母亲饿肚子，自己看着不管吗？据袁国平的侄女袁素民回忆：“没有大米，靠吃红薯充饥。没有油，只好用水煮点辣椒下饭。祖母年迈体弱，很难咽下。但是，她爱抚自己的儿子，体谅自己的儿子，从不让家人写信告诉叔叔。”这一次，侄儿偷偷写信来求助，家中实在无策了。

　　考虑一番后，袁国平觉得母亲是不会怪罪他的。十几年前他就向母亲表达过成仁的愿望，母亲送他读书，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报效国家。

　　1927年5月，袁国平奉命随军前往鄂西参加战斗。出发前，他给母亲寄去一张照片，并在照片背面写下一封诀别书。

　　亲爱的母亲：

　　1927年5月顷，反革命谋袭武汉，形势岌岌，革命志士，莫不愤恨填膺，舍身赴敌。

　　斯时，余在第十一军政治部服务，也奉命出发鄂西，抗御强寇，此行也，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博一快，他日儿若成仁取义，以此照为死别之纪念。

　　万一凯旋生还，异日与阿母重逢，再睹此像，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何如耶！

　　儿醉涵于武昌左旗整装待发之际1927年5月25日。

　　舐犊情深，生死离别。不知母亲看到后，是如何的揪心。他跟母亲分析形势，表达决心，相信母亲能够理解他。

　　大约是记起了这件事，袁国平给侄儿的回信磊落坦陈。世界上应该有一些不聪明的人，自己就是其中一个。家中亲友都不要成为太聪明的人，聪明的人太计较、不愿付出，成不了大事。他认为的不聪明，要以殉道者的精神，付诸所追求的事业。

　　在新四军里，袁国平一直是这样勉励大家的：如果我们有一百颗子弹，要用九十九颗射向敌人，最后一颗留给自己。他自己最后也做到了。1941年初，“皖南事变”负伤突围中，为不拖累队伍，他打完枪里的子弹，把身上留的最后一颗子弹给了自己。这一年，他35岁，儿子袁振威两岁，母亲65岁……

　　走出党史陈列馆，我的脑海里还想着那封信。甚至设身处地地想，如果自己收到一封这样的求援信，该如何回复，我能不能成为一个不聪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