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里的经济学】

　　 《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经典之一，其中不仅有大量“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也蕴含着丰富的宏观治理思想，是中国古代典籍的瑰宝。《道德经》以“道”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思想，不仅对历代宏观经济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当前的宏观经济治理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以百姓心为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的“以百姓心为心”，就源自《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里的圣人可以理解为宏观政策制定者或国家，深刻阐明了治国理政应把人民利益当作最高利益。可以说，“以百姓心为心”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传统文化渊源，这在《道德经》中有多方面体现。例如，《道德经》第六十六章所言，“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阐明治国者唯有谦卑处下、以民为先，方能获得“天下乐推而不厌”的执政正当性，也就是说国家以人民幸福为根本才能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戴；第八十一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论述，则辩证地指出民富与国强的统一关系：当国家致力于增进人民福祉时，国家也会越强盛。

　　 借鉴《道德经》中“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有助于更好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就是要倾听人民心声，汲取人民智慧，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宏观经济治理实践中，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统筹兼顾宏观政策的“稳预期”与“稳增长”双重目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持续优化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不争”

　　 《道德经》倡导“不争之德”，国家对民众、政府对市场、强者对弱者，皆应以和谐相处为要。例如，《道德经》第八章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第六十四章指出，“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些思想对当代宏观经济治理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宏观经济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增进民生福祉，这就要求国家不与民争利，政府不与市场争长短；其次，要建立清晰的治理边界，凡是市场和民众能有效作为的领域，就要让市场和民众发挥作用；对市场失灵领域，政府就要及时补位、积极作为。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规律性认识，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借鉴《道德经》中的“不争”思想，应进一步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在市场准入退出、要素配置等方面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长久”

　　 借鉴《道德经》的“长久”思想，对预留政策空间进而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启示。《道德经》第五十九章指出，“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主张治国理政治与个人修养皆以“啬”（节制蓄力）为要，从而通过早做准备、持续积累形成“深根固柢”的可持续力量。

　　 《道德经》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政策空间管理中的“长久”思想。一是政策空间的适度性原则。《道德经》第四十四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深刻阐明政策空间并非越大越好，政策空间过大会导致政策资源浪费、宏观调控成本攀升等问题。二是政策退出的适时性原则。《道德经》第九章强调，“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即当经济面临的不利冲击已经结束或快要结束时，应对冲击所采取的宏观政策要有序退出，及时腾出宝贵的政策空间，从而进一步增强宏观经济治理的可持续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空间明显收窄，政策空间管理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借鉴《道德经》中的“长久”思想，更好地预留和腾出宝贵的政策空间，有助于增强宏观经济治理的可持续性，但切忌为了预留空间而预留空间。要从动态视角和跨周期视角来审视政策空间的变化，不必过于担忧短期内政策空间的收窄。加大政策力度虽然在短期内引发政策空间的损耗，但会推动经济增长态势不断向好，并在长期中重新赢得更充裕的政策空间，这是《道德经》所蕴含的“长久”思想在时间轴上更深层次的体现。

　　可“信”

　　 公众预期会影响经济运行，宏观政策效果取决于公众对于政策的信心。现代宏观调控理论高度重视预期管理，通过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来引导公众预期，提高宏观政策的效率。预期管理思想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道德经》多处论述与预期管理以及政策可信度密切相关。《道德经》第十七章指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强调了政策可信度的重要性；第六十三章的“夫轻诺必寡信”蕴含了政策制定者的声誉会直接影响政策可信度的重要思想；第七十章指出，“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主张建立清晰的政策框架，强调制度化、可预期的调控机制有利于降低市场认知成本。上述思想共同构成了“信—诺—行”三位一体的预期管理体系，其核心在于通过增强政策透明度、连续性和可靠性，避免市场预期紊乱，从而实现“不令而行”的治理效能。

　　 新时代以来，中国在宏观经济治理过程中日益重视预期管理，将其视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不同于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局限于货币政策的短期预期管理，中国的预期管理体现出系统性与长期性的典型特征，既包含货币政策的短期预期管理，也包含年度预期管理，还包括“五年规划”和以新老“三步走”为代表的超长期战略发展规划等长期预期管理。这种“短中长”相结合的管理体系，通过五年规划衔接年度计划与远景目标，以新老“三步走”战略锚定发展方向，取得了显著成效。展望未来，借鉴《道德经》的政策可“信”思想，结合国情更好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可以从以下维度来把握：一是进一步明确预期管理的目标，尤其是要明确预期管理目标与宏观经济治理目标的相互关系；二是进一步提升预期管理的规则化特征，避免相机调控对公众预期的不利冲击；三是进一步提升宏观政策的可信度。

　　 （作者：陈彦斌，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