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草书《欧阳永叔醉翁亭记》拓片之一

　　清代南薰殿旧藏《历代圣贤半身像册》中的苏轼画像

　　欧阳修像

　　欧阳修《行书诗文稿》

　　9月10日是教师节，尊师重教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苏轼对恩师欧阳修的敬仰和感恩，从未因岁月嬗变而动摇，未因时空变换而褪色。这对感动千年的师生之间曾发生很多动人佳话，今天我们就为读者们说一说二人因著名的《醉翁亭记》而结下的文字情缘。

　　苏轼认为欧阳修乃旷世奇才

　　苏轼自幼奉欧阳修为精神导师，“始予未识欧公，则已见其诗矣。”（《跋文忠公送惠勤诗后》）白日诵读他的文章，夜晚竟能梦见面容。

　　嘉祐二年（1057）正月的科举考试，由欧阳修担任主考官，苏轼、苏辙兄弟在这次科考中同中进士后，苏轼同弟弟第一次拜谒欧阳修先生。

　　他用整整15年的寒窗苦读，方能拜谒于欧阳修门庭。彼时欧阳修拍掌开怀，笑颜舒展道：“这才是我辈中人，余子皆难与并肩！我年将老迈，当把文化薪火交付于你！”在苏轼看来，欧阳修是伯乐、恩师，更是相濡以沫的兄长、庙堂之外的月光、江湖之远的暖阳。

　　欧阳修对苏轼的惺惺相惜和知遇之恩，铸就了中国文化史上有宋以来最为动人的师生华章；他初阅苏轼应试文章便惊叹：“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他与儿子欧阳棐（fěi）谈起苏轼感叹道：“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欧阳修屡加举荐，把默默无闻的苏轼推上文坛巅峰和文人核心圈。

　　颍州曾是欧阳修比较钟情的城市。早在皇祐元年（1049），欧阳修赴任颍州知州，发现这里民风淳朴、物产丰美，萌生出退休后在此地养老的想法。此后他宦海浮沉，心中始终挂念着颍州。到了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一退休，就远离官场，隐居颍州，安享天年。

　　苏轼一直记得，熙宁四年（1071）七月，他赴任杭州通判，当时欧阳修已经在颍州隐居，便与苏辙同去拜谒恩师。在颍州西湖宴饮时，苏轼写下《陪欧阳公燕西湖》：“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不辞歌诗劝公饮，坐无桓伊能抚筝。”那时，欧阳修须发银白，身体健朗，谈笑风生，思想尖锐。

　　此时的苏轼早已宦海浮沉，历经风波。欧阳修欣然感叹：“子瞻此来，深慰吾心！须谨记：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苏轼终生不渝此志。

　　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欧阳修在颍州家中病逝。苏轼心怀悲痛，为恩师写下《祭欧阳文忠公文》。祭文中表示，昔日家父怀经世之才隐而不仕，若非先生礼贤下士，断不能出山效力。而我此等不肖之徒，竟有幸出入先生门下十六载亲聆教诲。惊闻先生噩耗，本当匍匐奔丧，却因贪恋禄位滞留任所，羞愧难当如芒在背！唯有封存这篇哀辞千里寄去，聊寄一缕锥心之痛——此哭既为天下苍生，亦为私心泣血。

　　元祐六年（1091）八月二十二日，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的身份知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当他行至颍州地界的时候，想起20年前，这里曾是恩师欧阳修先生工作、战斗的地方，自然而然就想起先生的文章诗稿，想起先生种种的好。

　　苏轼刚到颍州没几天，在颍州西湖听到了湖面传来的缥缈歌声，细听乃是恩师欧阳修的《木兰花令》，斯人已去，空余遗韵。苏轼次先师韵，也作了一首《木兰花令》：“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抒发对恩师的无限缅怀之情。

　　对于苏轼而言，欧阳修是高山、前浪，也是托举他的坚实肩膀，“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钱塘勤上人诗集叙》）苏轼认为，欧阳修先生，乃旷世奇才。其成就恐难逾越，不仅他们那些人比不上，恐怕后世之人也很难达到欧阳修的高度。

　　“醉翁行乐处，草木皆可敬。”苏轼用一生的时光践行对恩师的爱戴和缅怀。

　　看到恩师真迹 不禁泪流满面

　　元祐六年（1091）九月一日，苏轼特意到颍州欧阳修会老堂，祭奠欧阳修夫人，写下《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他曾斗胆为次子苏迨求娶欧阳修三子欧阳棐的女儿，师母含泪应允：“此诚师友情义之证。”

　　从初谒师门到今日祭奠，倏忽三十余年，重登厅堂身着祭服拜于庙庭，苏轼涕泪滂沱失声痛哭。颍州的老百姓见苏轼追思先生，都说：“此乃欧阳公嫡传门生。”苏轼虽然愧无宏业报师恩，但是终未辱没先生门风，“我怀先生，岂有涯哉。”

　　平山堂，一个十分寻常的建筑，位于扬州大明寺侧，是欧阳修做扬州太守时所建，留有欧阳修如“灵蛇飞动”般的书法墨迹。王士祯在《花草蒙拾》中说，“平山堂一抔土耳，亦无片石可语。然以欧、苏词，遂令地重。”

　　苏轼每次路过扬州，必然登游平山堂。熙宁四年（1071）十月由汴京赴杭州任时，一过平山堂；熙宁七年（1074）十月由杭州赴密州任时，二过平山堂；元丰七年（1084年）十月由黄州赴汝州时，他第三次来这里。此时距欧阳修去世已十多年，为凭吊恩师，苏轼不由得又吟起欧阳修的名词佳句，激情满怀，又无限伤感，并写下《西江月》一词：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如此真挚的师生情谊，让人由衷感动。“故人已为土，衰鬓亦惊秋。”在欧阳修逝世的第二年的六月六日，苏轼偶访孤山惠勤和尚，惠勤工诗文，尝从欧阳修游历30多年。欧阳修称其聪明，有学问，曾赠其墨迹多幅。这时他拿出了一首诗展示，苏轼一看正是欧阳公的真迹，不禁泪流满面。

　　元祐初年（1086），苏轼从南方贬所被召回朝廷，见欧阳修三子棐立于朝堂，苏轼刹那失态，恍若恩师容颜再现。

　　诗人刘景文也收藏了多幅欧阳修的真迹，苏轼多次为其题跋，元祐四年（1089）九月十九日题写“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出，纵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跋刘景文欧公帖》）“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当为世所宝，不待笔画之工也。”（《题欧阳帖》）苏轼看到的不是字画，而是情谊。

　　元祐五年（1090）三月八日，苏轼偶然与杨次公同访刘景文府邸。刘景文取出欧阳修的遗墨共赏，欧阳修的晚年书迹，其中十之八九都在抒发厌倦官场、渴求归隐却身不由己的苦闷之情。苏轼与杨次公皆曾受教于欧阳修门下，当时杨次公眉飞色舞形神毕肖，现场即兴模仿起欧阳修击掌谈笑的神态，苏轼看到后仿佛恩师就在对面，唏嘘感慨、不能自已。

　　苏轼楷书、草书 两版《醉翁亭记》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这对师生因《醉翁亭记》而发生的笔墨佳话。

　　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贬知滁州，于琅琊幽谷闻清泉鸣涧、声若天籁，遂醉心山水而忘返，写就千古名篇《醉翁亭记》。一时间“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庆历八年（1048）三月，书法家陈知明将此作刻于亭石之上，立于滁州。几十年来，风刮雨晒，加上不断有人拓印，陈知明版《醉翁亭记》碑刻日渐模糊。

　　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因为苏轼的举荐，朝廷采纳任命刘景文知隰州（xí，今山西省临汾市隰县）。刘景文即将赴任，专程到颍州看望一下老朋友苏轼。刘景文从杭州走运河水路，过高邮西赴京师，中途折经滁州。

　　滁州知州王诏委托刘景文找苏轼办理一件“大事”。王诏写下信札和诗作，委托刘景文面呈苏轼，请他书丹一份《醉翁亭记》。那几年，苏轼厌倦朝堂争斗，自请外放，其间遍访欧阳修旧迹，以表达对恩师的追慕。

　　这时，恩师欧阳修逝世已近20年，苏轼也55岁了，刘景文58岁，烈士暮年。“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此时苏轼饱经沧桑，在人生况味与笔墨境界俱臻老成之际，怀着与恩师相似的生命体悟开始书写《醉翁亭记》。其间蕴含的追思，早已超越寻常怀想，更似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

　　苏轼对欧阳修的名篇《醉翁亭记》自然烂熟于心。他在微醺之后灵感勃发，以草书“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地完成了对《醉翁亭记》的书写。正是王诏的这次邀请，“欧文苏字”定格为文坛佳话，碑文遂成千古绝唱。“王诏守滁，请东坡大书此记而刻之，流布世间，殆家有之。亭名遂闻于天下。”（南宋徐度《却扫编》卷下）

　　中国国家博物馆曾展出过一册草书《醉翁亭记》拓片，后面有苏轼的题跋：“庐陵先生以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画褊浅，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刻大字久矣。元祐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未。”

　　也许是那天的酒太浓，也许是那天的心情太凝重，也许握笔的手有些沉重。或许是因为欧公原文篇幅较长，苏轼的这篇酒后激情创作草书佳作中难免存有几处细微的差异——衍字：句中“若夫日出而林霏开”，草书本多写了一个“非”字，成为“若非夫日出……”；脱字：句中“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草书本脱落了“者”字，写作“杂然而前陈，太守燕也”（燕与宴通用）；结尾敬称：文末署名处，原文为“庐陵欧阳修也”，苏轼出于对恩师的敬重，在草书中写成了“庐陵欧阳公也”，虽然情有可原，但是与原文仍有出入。

　　或许酒后清醒过来，刘景文发觉了草书中的不妥之处，于是就有了苏轼楷书版的《醉翁亭记》，楷书版的落款时间是“十一月乙巳”，比草书版晚了10天，楷书版的王诏刻石立于滁州琅琊山下醉翁亭。草书版的，被刘景文收藏了，并未刻石。

　　草书版《醉翁亭记》辗转多人之手 最终损毁

　　苏轼草书《醉翁亭记》在刘景文去世后就下落不明。直到元代元贞二年（1296）四月，赵孟頫见到并题跋。后又湮没多年，到了明朝才相继有宋广、沈周、吴宽等书画名家题跋。再后被文渊阁大学士高拱所有。高拱视为至宝，恐失于己手，命其门婿刘巡为之刻石。

　　刘巡，字豫田，河南鄢陵人，明刑部尚书刘讱之子，时任顺天府治中（顺天府属官，掌协助府尹处理行政事务）。刘巡为此延请了当时的篆刻名家文彭与吴应旸操刀刻石。岂料石碑甫一竣工，高拱即遭政治风波失势。值此变局，刘巡迅即将这套珍贵的石刻秘密运回其家乡河南鄢陵，妥藏于刘氏宗祠之内。

　　这幅原卷后辗转流入时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之手。张氏家族衰落后，此长卷真迹被抄没，归入明代皇家内府。不幸的是，这份国宝级墨宝最终湮灭于宫廷大火之中，一代神品，顷刻间化为乌有。

　　值得庆幸的是，藏于鄢陵刘氏宗祠的石刻安然渡劫，苏轼这篇《醉翁亭记》的精妙草书，终借拓本得以薪火相传。

　　元祐六年那场酒，装点了鼎宋的华章。苏轼楷书和草书的《醉翁亭记》成为跨越时代的书法经典。而刘景文的收藏，保全了草书《醉翁亭记》的千古流传。

　　当年欧阳修初见苏轼时曾称，三十年后，世人将只记得苏轼而不再记得欧阳修。然而，千年光阴流转，历史给出了最庄重的回应：世人不仅铭记着苏轼的万丈光焰，更未曾淡忘欧阳修的巍峨身影。

　　今天，我们透过一张张拓片，仍能感知那个时代，苏轼对恩师欧阳修的景仰之情和感恩之心，那是浓缩了的北宋文人精神图谱，是可以触摸的繁华大宋。我们与苏轼和欧阳修，也许仅仅是这一张宣纸的距离。

　　文并供图/刘海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