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红樱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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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近日,著名作家杨红樱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从她最新的转型之作《成都往事》谈起,追述自己的文学之路,并就新媒体环境下的阅读与写作关系发表自己的见解。12月20日,由羊城晚报主办的杨红樱签售会将在广州图书馆举行,届时她还会给读者带来一场关于阅读与写作的文学讲座。
“马小跳”是怎么跳到我的笔端的?
羊城晚报:您是怎么走上儿童文学创作道路的?
杨红樱:1981年,我18岁,成了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教小学一年级。那一年,正是学校开始使用教育改革后的新教材,就是当下人们常称道的那套语文教科书,学生们最喜欢的课文是一些科学童话,比如《小蝌蚪找妈妈》《小马过河》《乌鸦喝水》。那时候,课外读物稀缺,语文书上的课文远远不能满足孩子们的阅读需求,我尝试写一些类似《小蝌蚪找妈妈》这样有机地将知识性、趣味性和故事性融为一体的科学童话读给班上的孩子听,孩子们都说写得和书上的故事一样好,问我为什么不把这些故事印在书上?在孩子们的鼓励下,我投稿给上海的《少年故事报》,很快便发表了科学童话《穿救生衣的种子》,这是我的处女作,这一年,我19岁。
我当了6年小学老师,只教一个班的学生,把他们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正是一个孩子完整的童年期,这对于我后来的儿童观、教育观和创作观的形成,对于我对不同年段的儿童心理和阅读需求的把握,都是至关重要的。
羊城晚报:您的代表作,让一代青少年持续追读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和“笑猫日记”系列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杨红樱:在当老师的那几年,我写了大量的科学童话,还写了三部长篇科学童话,有写森林的《神犬探长》,写海洋的《寻找美人鱼》,写沙漠的《再见野骆驼》。到2000年,我的成名作《女生日记》出版后,我成为专业作家,也积累了近20年的创作经验。这时候,我有了强烈的创作欲望,想写一个真正的孩子,通过这个孩子呈现一个完整的童年,书写一个并不完美但有情有义有担当的孩子的心灵成长史,“马小跳”跳到了我的笔端。“马小跳”寄托了我对有孩子味儿的童年的希望,也寄托了我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理想。
让我欣喜的是,孩子们在阅读马小跳的过程中,爱上了马小跳的表妹杜真子的一只猫,这是一只会笑的猫,他们希望我把笑猫写成一个很长的系列,《笑猫日记》在孩子们的期盼中诞生了,在我的笔下,笑猫是一只有思想有智慧有中华传统美德的中国猫。《笑猫日记》是在现实的背景中展开的幻想故事,通过笑猫的眼睛,把中国儿童的生存现状和心理现实都写进它的日记里,引起了儿童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
为儿童和为成人创作,是两副笔墨
羊城晚报:您最近出版了新作《成都往事》,题材从儿童开始转向成人,这一转型背后有怎样的考虑?
杨红樱:在我60岁这一年,完成了“淘气包马小跳”系列(30本)和“笑猫日记”系列(30本)的创作,马小跳和笑猫经受住了时间和市场的双重考验。为孩子写作40余年,我觉得终于可以为自己写一本书了。我很快进入状态,从动笔写《成都往事》到完成,时间不过两年。
羊城晚报:您在创作《成都往事》这类面向成人的文学作品时,是否会融入儿童文学的写作方法,比如儿童心态的揣摩、富有童趣的语言表达?
杨红樱:不会。为儿童创作和为成人创作,完全是两副笔墨,因为读者对象不同。儿童文学是浅语的艺术,儿童是心智还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为他们写作时,他们在我心中的位置是至高无上,不能随心所欲,细节描写要有所节制,画龙点睛,不能设置阅读障碍,要用生动的形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引导儿童爱上阅读。这是一种高难度的艺术表达,儿童不世故不圆滑,要得到他们真心认同,是非常难的。
《成都往事》的读者应该是心智成熟的成年人,我在创作时完全可以随心近欲,可以为自己的艺术追求来进行艺术表达,比如我痴迷的细节描写,在这本书中得以酣畅淋漓地发挥。
羊城晚报:《成都往事》中的童年“小哥”形象——无论是他机智仁义的性情,还是喂羊照料梁小猫、和蒋义“捡废铁”、参加“双抢”“军训”等情节,都写得格外精彩。儿童叙事与儿童形象的塑造,是否依然是您最自觉也最得心应手的创作领域?
杨红樱:不少读者也有同感,认为梁小猫和小哥、蒋义之间的童年友情、少男少女的情窦初开都写得非常出彩,特别是心理描写和对话描写。这部分也整理成了一个中篇小说《那时候的青梅竹马》,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读了这篇小说的人都说“一看就是杨红樱写的”,而之前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小满》,好多人都不敢相信是我写的。
在书写日常中以小见大
羊城晚报:《成都往事》里的女主人公小满有三次情感经历,这是不是典型的成都爱情?
杨红樱:小满是典型的成都女性,她身上也有成都人“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的性格脾气。成都女性的地位高,价值观不受世俗的影响。小满人见人爱,有众多的追求者,但她在恋爱中,乐于付出不求回报,内心对独立和自由的那份坚守,让她不仅美丽而且高贵。小满在恋爱的过程中,在乎的是自己的感受,哪怕她的初恋和第二次恋爱都无疾而终,小满都洒脱得很:爱就爱了,散就散了,不纠结不抱怨不自我折磨。她的前两任艺术家男友都对她恋恋不忘,但小满最终选择的终生伴侣全心全意地爱她,一无所有的典型的成都男人“耙耳朵”。这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爱情,也是典型的成都爱情。
羊城晚报:在写作中,您是否有意追求“于细微处见时代”的创作效果?
杨红樱:我不擅长宏大叙事,喜欢在书写日常中以小见大,在人物刻画和细节描写上下功夫,留下时代的印记。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选择用方言来创作这部作品?
杨红樱:只有用原汁原味的成都话来写《成都往事》才有成都的味道,字里行间能给人扑面而来的成都气息。成都话极具文学性,简单的几个字便能生动形象顺带浓烈的感情色彩,比如一件事情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又有深深的遗憾,就两个字“哦豁”;再比如美好得无论用多少语言来赞美都不过分,也就两个字“巴适”,或者另外两个字“安逸”。女的说成都话特别好听有韵味,《成都往事》中的小满和梁姆姆都说一口地地道道的成都话,这对于她们的美和性感,都是加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