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晁瑮《宝文堂书目》素被视作中国古代话本小说的宝库。学界长期流行一个“常识”，即认为该书目中著录了“简称”，如《柳耆卿记》《孔淑芳记》《杜丽娘记》分别是《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孔淑芳双鱼扇坠记》《杜丽娘慕色还魂》等话本小说的“简称”。然而新文献的发现与细致的文本内证表明，此“简称说”实为一代学人在史料局限下的或然性推定，有必要予以匡正。

　　“简称说”的建立与固有缺陷

　　 自1920年代前辈学者开创中国古代小说目录学研究以来，《宝文堂书目》的地位便举足轻重。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1）等首次系统考证并推定了《宝文堂书目》中诸多篇目的性质，筚路蓝缕；谭正璧《宋元话本存佚综考》（1941）和《宝文堂藏宋元明人话本考》（1942）、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1980）等继之深化，功不可没。为将篇目进入古代小说目录学体系和纳入小说史源流，他们创立并强化了“简称说”（或类似说法）。前辈学者在资料匮乏的情境下多持“存（？）”“疑”“可能”等审慎态度，但后期学者论述时则渐多“又名”“亦名”“当”“即”“当即”等必然性论断，且被学界接受， 固化为确凿的定论。然予以细究，“简称说”自诞生之初便存在三重缺陷。

　　 其一，证据的或然性与循环论证。“简称说”大多建立在名称相似与情节对应的或然性推理之上。因《清平山堂话本》有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便推定《宝文堂书目》中的《柳耆卿记》为其简称。然而此说缺失版本学证据支撑。相反，《清平山堂话本》的实物版心简题为《江楼记》，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简称《玩江楼》，均与《柳耆卿记》无涉。而《柳耆卿记》之名，反与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花衢实录》中《柳屯田耆卿》的总名高度吻合，而且总名之下尚有《耆卿讥张生恋妓》《三妓挟耆作词》等子目。《宝文堂书目》著录的《柳耆卿记》，更可能是指向总名类文言故事集，而非话本的简称。

　　 其二，逻辑的先入为主与体裁误判。在二十世纪“白话文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下，学者们对《宝文堂书目》中“其名目近似话本题目者”往往下意识地预判为话本，而忽略了这些篇名本身作为文言小说存在的可能性。《话本叙录》（2001）多以《宝文堂书目》著录的名称作为“书名”，以“又名”“亦名”关联现存话本小说；至《中国古代小说总目》（2004）将《杜丽娘记》《孔淑芳记》等直接纳入“白话卷”，是这一预判未经审慎考辨的集中体现。《宝文堂书目》明确可判定为文言小说或小说集的著录，达30多种，其中包括《莺莺传》《离魂记》《红线传》等唐传奇，以及《娇红记》《怀春雅集》等明代中篇传奇小说。“某某传”或“某某记”正是文言小说最常见的命名方式。因为有现存话本小说《孔淑芳双鱼扇坠记》《杜丽娘慕色还魂》，而将《孔淑芳记》《杜丽娘记》等少数篇目判定其为话本“简称”而非文言小说，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实质上还是一种选择性阐释，应首先将其置于《宝文堂书目》本身的整体著录惯例中加以考量。

　　 其三，对书目性质与著录通则的误判。《宝文堂书目》并非一部精心构建学术体系的分类目录，更多可能是晁氏家族清查自家藏书的“账簿”。（参见温庆新《晁瑮〈宝文堂书目〉的编纂特点》）四库馆臣批评《宝文堂书目》“编次无法，类目丛杂”，事实上属于精英视角，后世学者多援引此说，却罕有深究其“无法”和“丛杂”背后的真实原因，那就是《宝文堂书目》作为私家藏书账簿的原始性与实用性。晁氏家族直接抄录藏书原名，并无意识区分文言、白话的文体畛域。

　　 更重要的是，从目录学的通则来看，“简称”现象并非普遍。考察古代著作，题名的简称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杂剧、传奇有以“正名”末三字作简称的惯例；二是单部著作由于卷首、卷尾、书腰等不同位置而题名有详略之别；三是《醉翁谈录》等例举话本篇目时出于韵文或修辞需要而做出减省。但在书目著录层面，将一部著作著录“简称”而非全名，除学界强加于《宝文堂书目》的“简称说”外，笔者尚未得见类似情况。《宝文堂书目》既然著录《新刻古文会编》《新刊诸症辨疑》《新校续卫生方》《新增急救易方》《增续韵府群玉》时，“新”“增续”等前缀词一字未减，那么还有必要采用“简称”吗？“乐府”类《降六贼伏龙虎太平仙记》《张继宗怒杀烟花女记》等字数更多，都没有使用简称，为何单单是“子杂”类对话本使用“简称”呢？如果真的采用“简称”著录，也难与其“账簿”式的著录动机契合。《宝文堂书目》存在大量“重复”著录，其成因复杂：或为藏书复本，或为同书不同版次，或为同主题而书名略异，或同书名但不同文体。而“同书名但不同文体”尤为关键。被旧说认定为“疑是名近同书”者十三种二十七本，皆当作二书看待，而不是著录失误。若晁瑮同时藏有文言《孔淑芳记》与话本《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其最可能的结果是两书并录，而非要将一名充作另一名的简称。“乐府”类同时著录《司马相如题桥记》和《汉相如题桥记》，亦当是二书，而非简称。

　　 于此可见，“简称说”并非凭空产生，其形成、固化乃至成为“常识”，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草创时期特定学术生态的产物，其根基并非无可动摇。

　　文本内证对“简称说”的新证与颠覆

　　 关键性新材料《稗家粹编》的发现与研究，对“简称说”的根基而言，不啻釜底抽薪。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胡文焕序刻的《稗家粹编》，卷六收录的《孔淑芳记》《杜丽娘记》，皆为传奇体文言小说。它确凿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孔淑芳记》《杜丽娘记》完全可以而且也确实是两篇文言小说。因此，《宝文堂书目》的著录，首先最应指向的就是晁瑮书架上与《稗家粹编》所收文本性质相同的文言小说。这个重要物证使得“简称说”失去立足之地。相较于需要多重推演的“简称”假定，晁瑮著录的就是家藏的文言小说，这一解释无疑更为直接、合理与经济。

　　 颠覆“简称说”的更有力的证据，来自文本肌理的细读及其生成过程的还原。笔者发现，《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的成书极为粗糙，但其文本生成路径清晰可辨：以《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六（181字）和《孔淑芳记》（500字）的故事框架为叙事主干，而在文字层面上则大量模仿、因袭《剪灯新话》中的《牡丹灯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等篇。其文本中出现的有违生活常理、当时情境、语言逻辑、文气连贯等众多纰漏，正是改编者水平不高、在机械模仿和生硬拼接前代文本时顾此失彼所留下的铁证。（详参《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3期）这就构成了一个无可辩驳的、具有绝对时序意义的证据链：相对文言传奇体《孔淑芳记》而言，话本小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无疑是一个晚出的、次生的、拼凑而成的改编本。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的开场诗（“闲向书斋览古今，罕闻杜女再还魂。聊将昔日风流事，编作新文厉后人”），无异于是改编者的创作声明：在“书斋”中阅览“昔日”旧事《杜丽娘记》，而后将其“编作”成“新文”。其文本内部存在的大量疏失与前后矛盾，正是改编者在敷衍扩写过程中，受制于蓝本框架而顾此失彼、无力圆融所留下的明证。若反过来认为文言传奇体《杜丽娘记》是在话本小说体《杜丽娘慕色还魂》的基础上“后出转精”，则根本无法解释：为何话本会开头自称“编作新文”？相反，用文言源本到话本劣改来解释，则豁然贯通。《孔淑芳记》《杜丽娘记》这两个案例，犹如双核互证，共同指向一个无可争议的结论：现存的话本乃是衍生性、次生的“流”，而《宝文堂书目》所著录的文言小说，才是“源”。

　　书目性质再认识与小说史图景修正

　　 基于上述新证据与内证分析，我们有必要对《宝文堂书目》的著录性质及由此构建的明代小说史图景进行根本性的重构与正名。

　　 其一，彻底摒弃“简称说”的思维定式，回归书目的原始性质。尊重《宝文堂书目》作为私家藏书账簿的根本属性。晁瑮著录《某某记》，意味着他当时收藏并清点的就是一本题名为《某某记》的书。《稗家粹编》的发现已证明，这类名称的著作完全有可能而且常常就是文言小说。因此，在无确凿反证情况下，应首先将其认定为文言体，而非预先假定为某话本的简称。

　　 其二，充分认识其著录体例的复杂性。晁氏书目的一大特色，即著录了大量单篇作品。《合同文字记》《羊角哀鬼战荆轲》等见于《六十家小说》，并分散著录，这是“账簿式”著录的明证。一个更具重要的例证是，该书目著录的《离魂记》《虬髯客传》《霍小玉传》《南岳魏夫人传》等唐传奇名作，与明代著名文言小说选集《虞初志》在篇目和著录顺序上非常接近。晁瑮收藏并清点的，很可能正是《虞初志》或与之类似的文言小说总集，而他采取的著录方式，正是按篇名登记入账。《宝文堂书目》中的著录，并非独立单行的话本，而是某部文言小说总集中的一篇。这对于《柳耆卿记》《孔淑芳记》《杜丽娘记》等而言，意味着它们完全可能是来源于某部已佚文言小说集或选本中的篇目，其性质当为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的“简称”南辕北辙。

　　 其三，应确立“文言源本→话本改编”的生成模型，以取代旧有的“简称”对应关系。明代的小说生态是文白交织、相互影响的动态系统。许多话本小说并非空穴来风、凭空原创，其标准且常见的创作模式，正是对现有文言小说进行扩写或敷衍，以适应市井说书或下层文人与市民的阅读需求。正如《孔淑芳记》《杜丽娘记》所清晰展示的，文言小说提供了最核心的故事框架、人物原型，而话本则是在此基础上敷衍成文。其成败，全系于改编者的才力，或点铁成金，或画虎类犬，留下较多纰漏。这一生成模型远比静态、简单的“简称说”更能合理解释文本之间复杂的互文关系与艺术质量的差异。

　　 其四，亟待对《宝文堂书目》著录小说进行系统性的重新认定与甄别。笔者曾经提出“认定—辨体—区分版本”的三步法，以便对书目中的小说篇目进行重审。对《柳耆卿记》，应充分考虑其指向《醉翁谈录·花衢实录》之类文言轶事集的可能性。对《李亚仙记》，则必须正视其有话本体《李亚仙不负郑元和》《李亚仙记》、传奇体《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等多种版本并存的现实，细究晁氏所藏究竟是为何本。对于《清平山堂话本》本《风月相思》、熊龙峰刻本《冯伯玉风月相思》、《国色天香》本《风月相思》三种故事大致相同但文字有异者，也当如此。这项工作的目的，绝非否定前辈学者的奠基性贡献，而是以新发现的材料、更精密的文本分析方法及对书目体例的准确理解，推动学术研究向着更贴近历史真相的方向不断发展与深化。

　　 总之，文言传奇体《孔淑芳记》与《杜丽娘记》的重新发现，以及由此出发对相应话本进行的文本生成学分析，有利于解开长期束缚学界的“简称说”的枷锁。它揭示了一个被长期误解的文学史实：晁瑮的书架家藏，多为文言小说。质疑和颠覆“简称说”，不仅是对《孔淑芳记》《杜丽娘记》等具体篇目的正本清源，更是对明代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生成与传播史的修正。它使我们得以跳出“话本中心论”的窠臼，重新审视并充分肯定文言小说系统在明代小说生态中的基础与源头的作用，从而最终深描出更为复杂、真实、生动且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明代小说图景。

　　 （作者：向志柱，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二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