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连环画《三顾茅庐》封面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片由作者提供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 日本版 图片由作者提供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 天津图书馆藏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王齐洲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片由作者提供

　　【书中问学】

　　一百年前，鲁迅基于西方现代小说观念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奠定了中国小说史的学术范式，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路径。近百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可以说均在《史略》所建构的学术体系内展开。然而，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引入中国后，中国传统小说观念逐渐被抛弃，人们对古代小说观念的起源、特性、分类等认知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与混乱，近年来也引起了学界反思。

　　王齐洲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长期耕耘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育与研究领域。他主编的《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以及撰写的《中国通俗小说史》等，囊括中国古代小说的全部研究领域，他本人亦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之一。其新著《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从中国文化本位出发，结合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客观探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发生、发展历程，以扫除传统小说观念与现代小说观念之间的障碍，是一部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创新意义的学术专著。该书分为四编二十五章，依据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实际，客观考察各个时代小说作者、小说文体、小说观念的存在形态，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小说观念之间的传承、演进、变异与重组，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发展获得更多维度的理解，为重建中国古代小说史、小说思想史、小说批评史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推动中国小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学术底色

　　鲁迅的《史略》推动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快速进入中国，人们的小说观念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小说的故事性、审美性、艺术性得到凸显，而中国传统四部分类中子部小说的知识性、政教性、学术性则被有意识地弱化，致使许多学者不认为中国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子部著录的小说均为小说。

　　40多年来，王齐洲全面研读中国通俗小说，撰写了国内首部《中国通俗小说史》；又带领团队收集整理史志著录的1000余部小说资料，编纂成《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为撰写《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做好了充足准备。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以全部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为依据，将研究重点放在探讨史志文言小说与通俗白话小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历史上。该书从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实际与文化本位出发，设置二十五个专题，归入“先秦小说家与小说观念的发生”“史志小说观念的确立与发展”“通俗小说观念的发生与演变”“小说观念的演进之迹与观察之维”四个主题，逐一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占主导地位的史志文言小说的知识性、政教性、学术性，以及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系统性，在书中得到充分彰显；与史志小说观相伴随的通俗小说观念也未被忽视。该书凭借丰富的文献、鞭辟入里的阐述，启发人们重新思考真实与虚构作为古代小说评判标准的有效性。在分析各种小说形态时，该书开创性地提出“古小说的三音三义”“学术之小说与文体之小说”等新概念，详细且巧妙地诠释了“小说家出于稗官”“古优”“曹植诵俳优小说”“说话四家”等争议性问题。这些创新见解推动了对古代小说内涵的深入探讨。

　　阅读此书，我们不但意识到中国古代小说具有独特性和系统性，也意识到以真实和虚构为标准来评判古代小说特征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21世纪小说创作正处于转型期，小说观念还在发展中，要引导人们摆脱小说创作的困境，只有在现代中国文学体系中重新纳入中国古代小说的内涵特征，沟通古今，融汇中西，才能推动新时期中国小说的发展。

　　发展变化、整体联系的思维逻辑

　　该书善于以联系、发展、变化、整体的思维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观念，构建起令人信服的小说观念发展史，既让人耳目一新，又令人心领神会。

　　作者认为，古人的小说观念并非亘古不变，不能用固定标准去衡量不断发展变化的小说与小说观念。例如，对《汉志》“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析毫剖厘，以揭示其隐含的文化内涵。作者提出，稗官为诸侯之士，其渊源可追溯至西周的言谏制度与社会言论管理制度；师、瞍、瞽、矇、百工等稗官的言论多为“俳语”“偶语”，由此厘清了稗官小说与歌谣、赋诵、笑话、寓言等在文体上的关联。历代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均著录有小说，它们对小说的认知既有延续性，也有变异性。作者以唐代为界，将其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认为小说“似子而浅薄”，后期则认为小说“近史而悠谬”。这一划分精准概括出史志文言小说观念的发展轨迹。书中选取刘知几、欧阳修作为代表展开论述，前者的小说分类思想代表史学家的小说观，后者则是传统小说观演变的重要分界人物。作者特别强调，欧阳修首次将志怪作品由史部杂传类移录至子部小说家，首次将唐传奇著录于正史《艺文志》，开启了具有近代意识的小说观念的先河。

　　在“通俗小说观念的发生与演变”一编中，作者考察了民间流行的通俗小说和“俳优小说”“俗赋”“说话”“演义”“新小说”等小说观念。通过考辨曹植“诵俳优小说”的内涵，找到了通俗小说的源头——民间俗赋。这一发现将通俗小说的起源向上推了数百年。“诵俳优小说”这类表演让通俗小说走向公共场所，展现其民间性和娱乐性。以“俳优小说”为代表的讲唱伎艺到了宋代蓬勃发展，在民间广受市民欢迎。书中旁征博引，梳理了两宋“说话”的发展脉络和分类实际，敏锐地指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分类问题，而是社会文化转型的问题，也是文学由传统士人文学为中心向市民文学为中心的转变问题，解决了困扰学术界百年之久的“说话四家”的具体划分问题。这种联系的、发展的、变化的、整体的思维贯穿全书。

　　溯源揽流、接榫古今的治学方法

　　溯源揽流是作者运用的重要研究方法。该书从语言学、文字学、历史学、文化学等角度阐释先秦小说观念的发生，奠定了中国小说观念的稳固基础。作者认为，先秦时期的“辨说”活动是中国小说的思想源头与现实依据，说体文的解说性、譬喻性、夸饰性、情感性、灵活性等文体特征，是中国小说文体的重要因子。古代“小说”有三音三义：一指“辩说”的活动，读shuì；二指辩说产生的效果，读yuè；三指记录辩说内容的文本，读shuō。这三重音义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古人称说“小说”的多义性内涵。两汉时期成熟的小说观念，可从先秦找到其思想因子与文体渊源。小说作家作品是判断小说观念的重要依据。师旷是中国小说家之祖，从其常用排偶语的语言特点可探寻到俗赋的来源，从其“百工”身份可窥见古代小说为政教服务的价值追求，从其言论内容可证明古代小说的知识性、谏诤性与趣味性。由师旷追溯“古优的来历及其分化”可知，商末周初乐人内部已形成雅乐与俗乐的对立，包括“优”在内的“百工谏”实践活动，不仅使古代小说的语言风格趋向通俗，也使其内容包罗万象，以至于汉以后分化为博物、琐语、志怪、志人、逸事、传奇、笑话、游戏等诸多门类。这既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实际，也是中国古代小说分类的实际，由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发展而来。这些颇具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让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与当代小说观念接榫，以推动中国小说发展，亦是该书采用的重要方法。通过对史志小说观念与通俗小说观念的溯源揽流，该书将通俗小说的成熟期定于宋代，而非一般研究者所认定的明代。在宋代，史志小说观念迎来一次解放，即欧阳修对小说可以虚构的认可，而真正为现代“虚构”理论做好准备的，是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作品与发达的小说观念。该书以《三国演义》为作品样本、以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为通俗小说理论代表，论证了这一观点：通俗小说在明代前中期与后期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从强调“资治”和“教化”转向重视“通俗”和“娱情”，从强调通俗演义“征实”转向鼓动通俗演义“虚构”，最终归结为要在通俗演义中塑造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典型人物形象。至此，虚构成为通俗小说创作的基本观念。

　　通俗小说与史志小说在明清时期并驾齐驱，于近代后来居上，逐渐占据中国小说的中心位置，这既符合中国小说发展的客观实际，也契合中国小说观念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从传统士人文学到市民文学的演进，反映的正是中国小说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小说观念发展的真实历史。因此，近代引进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并非某些学者所言的崇洋媚外，而是中国小说发展的内在要求。

　　这部发现并书写中国自己的小说观念史的学术专著，内涵丰富、文献扎实、理论深邃、精义纷呈，2024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可谓实至名归。它是读者全面了解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生、发展与演变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古代小说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参考书。

　　（作者：刘伏玲，系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