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 萍

　　走进乡村的烟火气，触摸农民的真实生活。河北省作协名誉主席、知名作家关仁山深耕农村题材创作数十载，从“农民三部曲”到《白洋淀上》，始终以燕赵大地为笔墨底色，书写乡土中国的变迁。近日，关仁山新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滹沱河上》由作家出版社和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一经推出便引发文坛与读者的关注，被视作其现实主义创作的又一座高峰。近日，我们邀请关仁山老师，围绕这部新作的创作初心、人物塑造、艺术探索与时代价值展开深度对话，一同探寻乡土文学的当代生命力，解读滹沱河畔的乡村全面振兴密码与文学精神。

　　（一）跨时空致敬经典

　　从桑干河到滹沱河，一场跨越近八十年的文学回响

　　记者：您的新书《太阳照在滹沱河上》，与经典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形成跨越近八十年的文学呼应。从土地改革到新时代乡村振兴，记录中国农村的蝶变历程，以这样的书名完成精神接续，您希望呈现怎样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关仁山：我数十年坚守农村题材写作，始终聚焦“三农”发展，深刻了解到中国农民历经的四次重大变革：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让贫苦农民“站起来”，催生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经典；合作化时期，诞生了《创业史》《山乡巨变》等作品，塑造了扎根集体的农民形象；1978年改革开放后，《平凡的世界》等佳作问世，勾勒出农民“富起来”的奋斗轨迹；党的十八大之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读者迫切期待看到“强起来”的新时代农民艺术群像。

　　我的作品取名《太阳照在滹沱河上》，一是向文学前辈致敬，传承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北京文艺座谈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精神；二是在滹沱河畔完成一场文学传承与历史文脉的接续。当年，文学前辈在桑干河两岸走家串户、访贫问苦，从农民的火热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写下了农民翻身解放的壮阔篇章。

　　近年来，我行走于滹沱河沿岸，尤其深入正定塔元庄村，亲眼见证乡村振兴给乡村带来的巨变：泥泞小路变成柏油大道，破旧农房换成特色民居，农民脸上洋溢着与几十年前的农民截然不同的兴奋与幸福。农村发展之路虽布满坎坷，但我们党始终把“三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付出了超常的努力，深刻践行“强国必先强农”的理念。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串联起中国农村四十年改革的脉络，让读者从滹沱河畔的变迁中，读懂党心系农民、深耕乡土的不变初心，读懂中国乡土的时代跨越。

　　（二）寻找新时代“梁生宝”

　　他不是复刻，而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新农人

　　记者：您一直在为农民写作，曾强调自己一直怀揣着寻找新时代“梁生宝”的创作理想，从鲍真、曹双羊、乔麦到新作中的洪满沧，这份追寻从未停止。在这部新作里，您是否找到了心目中的新时代农民的形象？洪满沧身上有着怎样独特的新时代气质与精神品格？您对这个形象满意吗？

　　关仁山：寻找新时代“梁生宝”是我多年的创作执念。梁生宝是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塑造的中国农村合作化时期的农民典型，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意象。从《天高地厚》的鲍真、《麦河》的曹双羊，到《金谷银山》的范少山、《白洋淀上》的乔麦，再到《太阳照在滹沱河上》的洪满沧，我一直在探索中国农民形象的新突破。

　　小说中洪满沧是元塔庄村（现实原型是正定塔元庄村）的青年农民，从1983年包干分地起步，历经面粉厂破产、身陷囹圄的挫折，跨越四十年，最终成长为金鼓王面粉公司董事长。他的奋斗史，就是乡村从困顿走向振兴的缩影。他是梁生宝在市场经济时代的“转世”，更是完成灵魂现代性蜕变的新农民：既传承了梁生宝坚韧奉献、心系乡亲的精神内核，又背负着时代转型期独有的复杂性与人生经历。

　　我刻意让洪满沧经历一次入狱的波折，这是时代转型期法律阵痛的写照，更是他人生的“淬火”——从单纯的乡村能人，蜕变为懂得自省、怀揣救赎之心的奋斗者。出狱后，他带着弥补遗憾、证明价值的执念返乡，推动“三产融合”，带领村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洪满沧身上最可贵的特质，是从法盲到懂法、从经验型创业者到现代企业家的蜕变，兼具法治精神、现代经营理念与乡土情怀，是勇敢机智、沉稳担当、心怀悲悯的农民企业家。他的形象，回答了“在市场经济与法治框架下，农民如何有尊严地现代化”这一时代之问。我对这个形象很满意，他既鲜活真实，又承载着时代内涵，是新时代农民的典型缩影。

　　（三）把非遗写进人生

　　常山战鼓一响，敲出农民的骨气与精气神

　　记者：这部小说以正定塔元庄为生活原型，将故事置于滹沱河畔，还融入了常山战鼓、剪纸等非遗元素。您为何选定正定塔元庄作为书写样本？滹沱河畔的乡村振兴有哪些独有的时代特征？将非遗元素融入小说，对思考农民精神归宿有何创作用意？

　　关仁山：正定塔元庄是“半城郊型”农村转型成功的典型样本，其发展路径、治理模式与乡村振兴成果，极具代表性与研究价值。常山战鼓作为国家级非遗，根在正定东杨庄、西杨庄，我将这一文化符号移植到书里，正是为了深入挖掘农民的精神归宿。

　　文化根脉的植入，是乡土文学的灵魂所在。洪满沧出身常山战鼓世家，战鼓的文化基因深刻塑造了他的思维与情感方式：战鼓讲究“起承转合”，隐喻着他创业的节奏——低谷时蓄力沉淀，高潮时奋勇爆发，入狱于他而言是创业路上的“休止符”，却为后续的涅槃重生埋下伏笔；战鼓的阵法讲究团队协作，这为他后来组织农民、推行“三产融合”、重构乡村秩序埋下伏笔，让他从单打独斗的创业者，成长为带领乡亲共富的“乡村指挥家”；战鼓的仪式感与庄严，让他对“体面”“规矩”有着执着坚守，即便运用现代企业制度，也始终秉持传统商人的道义感，避免沦为单纯的“经济动物”。

　　在人物塑造上也实现了突破：梁生宝是社会主义集体化农民的社会学缩影，而洪满沧是经历时代洗礼、完成自我蜕变的典型。他从法盲到懂法、从传统农民到现代企业家，折射出中国农民企业家四十年的成长史，也让常山战鼓从文化遗产转化为文化动能，成为农民精神的具象表达。

　　（四）三年打磨大改稿

　　从第一人称到全景叙事，这部小说“重生”了三次

　　记者：这部作品您前后历经三年创作，多次大改——从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几十万字的内容反复调整。相比《白洋淀上》和您以往的农村题材作品，《太阳照在滹沱河上》在叙事方式、结构布局、人性挖掘与现实表达上，实现了哪些新的艺术探索与突破？

　　关仁山：突破自我是创作的难点，也正因如此才更具挑战。如果说《白洋淀上》是对雄安新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文学回应，那么《太阳照在滹沱河上》则是对中国乡村四十年变革的深层回望与叩问，是在故乡土地上书写民生百态、人间烟火。

　　这部作品的创作，经历了两次关键改稿：初稿为第一人称叙述，后在专家改稿会上，经反复研讨，最终改为第三人称。人称的转变，让故事架构大拆大卸，却也实现了三大核心突破。

　　其一，强化文化主体性建构。主体性落实于文本，便是作家的真情实感。我将老村支书白子林、新支书白苗、企业家白三堂等人物，置于广阔社会背景中架构命运，以热情而冷静的视角观察，既还原乡村生活的真实肌理，又洞见时代发展的本质规律。其二，立体化呈现代际冲突。小说以洪家三代人的生活为主线：第一代洪老沱坚守常山战鼓传承，面对市场经济冲击宁折不弯；第二代洪满沧在面粉企业挣扎，历经创业与人生低谷；第三代洪欢、翎子返乡创业，用互联网赋能乡村文化。三代人并非简单的“进步—保守”二元对立，而是在各自困境中挣扎、妥协、成长，最终达成和解。这种代际书写充满了复杂性。其三，深度剖解农村创业者的精神世界。洪满沧是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也有平凡甚至“窝囊”的一面。这种“英雄与平凡并存”的塑造，打破了以往农民创业者的刻板套路。同时，直面困难与问题：面粉厂经营的难题背后是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调整，“三产融合”的推进中藏着各方利益的角力，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的碰撞中透着观念的撕裂。此外，小说语言更具滹沱河流域特色，细腻鲜活、灵动传神。

　　（五）为“土地与人”永恒主题注入新内涵

　　平静村庄之下，藏着温暖向上的力量与民心

　　记者：您的小说全景式展现了滹沱河畔四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改革历程。在您看来，新时代乡村振兴最核心的本质是什么？您如何在创作中平衡真实书写复杂现实与传递温暖向上的力量？

　　关仁山：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核心，是实现乡村的全面发展与繁荣。这一过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挑战与博弈。我曾在访谈中说过：“乡村振兴让贫困乡村发生巨变，但这个过程并非歌舞升平。”

　　乡村振兴中的矛盾，藏在日常琐碎里——农民与合作社的观念分歧、龙头企业与村民的利益协调、传统文化传承与商业发展的冲突……我在创作中，刻意捕捉这种“平静下的激流”，不回避乡村发展的痛点与难题，让乡村振兴从“政策宣讲式”的宏大叙事，回归到“人”的具体命运，即每一项改革决策都牵动着村民的利益、情感与尊严。

　　书写复杂现实，是要传递温暖向上的力量。这种温暖，是农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洪满沧带领村民通过产业融合实现增收，常山战鼓成为乡村文化名片，农民入股分红、共享发展成果，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前所未有的强烈。同时，我以“大文学观”为创作指引，为“土地与人”的永恒主题注入新内涵。文学记录时代，更要启迪时代，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让读者看到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内生力量，看到农民自我觉醒的希望。

　　（六）作家的时代担当

　　用笔墨记录乡村巨变，为时代立传、为乡土铸魂

　　记者：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自古便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您创作的初衷始终与乡土、与农民紧密相连。在当下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您如何理解农村题材创作的“扎进去”？又该如何打破固有思维，精准捕捉当代农民精神世界的“新裂变”，让乡土文学既具现实力量，又能经得起时间考验？

　　关仁山：“文以载道”是文学的使命，也是我创作的初心。我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便是在滹沱河畔打造文学地标，建构“文学原乡”，让乡土文学扎根时代、扎根人民。

　　在信息碎片化泛滥的当下，真正的“扎进村庄”，是走进乡村的烟火气，触摸农民的真实生活，挖掘现实的真相。创作《白洋淀上》《麦河》时如此，创作这部新作时更是如此。我走入滹沱河沿岸的村庄，与农民同吃同住，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奋斗与坚守，这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根基。

　　如今的农民早已不是单一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形象，他们可能是电商主播、返乡创业者、非遗传承人，是新农人的代表。要捕捉他们的精神“新裂变”，作家就要打破固有思维，跳出“政策图解”的创作误区，以鲜活的视角、细腻的笔触，记录新农人的观念转变、生活变迁与精神成长。

　　处理“记录时代”与“文学审美”的关系，是乡土文学创作的关键。我始终坚持，既要为农民发声，用文字还原乡村的现实图景，传递农民的心声；又要坚守文学审美，打磨语言、雕琢结构、深挖人性，让作品既有现实力量，又有艺术价值，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我是农民的儿子，这是我刻在骨子里的身份。我始终笃定，农民可以不关注文学，但文学万万不能不关心农民的生存。土地、河流、庄稼赋予我创作的初心，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我都会扎根燕赵大地，为农民写作，用笔墨记录乡村巨变，为时代立传、为乡土铸魂。

　　（七）一条河滋养一座城

　　滹沱河，不仅是石家庄的母亲河

　　记者：滹沱河是石家庄、正定的母亲河，也是燕赵大地的重要文化符号。请谈谈滹沱河之于河北的重要地位，它孕育的文化与生态，对燕赵文化、太行精神及燕赵人文精神有何滋养？

　　关仁山：我在小说尾声写下“去滹沱河的源头”，去年到涿鹿探访桑干河后，再写滹沱河，便有了更宏阔、更具历史沧桑感的创作灵感。

　　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繁峙县桥儿沟的太行山西麓，宛如一条银色丝带，飘逸在华北平原之上。它不仅滋养了两岸肥沃的土地，让五谷丰登、百姓安居，更孕育了璀璨的燕赵文化，成为烙印在祖祖辈辈心底的故乡之魂。在滹沱河畔，孩子们朗诵“石家庄的母亲河是滹沱河”，这份对母亲河的认同是文化传承的生动体现。

　　滹沱河孕育了常山战鼓、剪纸等非遗。这些元素融入乡村生活，成为农民精神的寄托，也让燕赵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厚重。常山战鼓的雄浑激越、剪纸艺术的精巧灵动，是燕赵人文精神的具象表达——坚韧、豪迈、担当、奋进。

　　滹沱河滋养了燕赵文化的气质。它奔流不息的生命力，塑造了燕赵儿女直面挑战、不屈不挠的品格；它两岸的农耕文明与市井文化交融，孕育了燕赵儿女包容开放、务实进取的精神。无论是太行精神的凝练，还是燕赵人文精神的传承，都能从滹沱河的文化与生态中找到深厚滋养。

　　我们感恩母亲河，在她的怀抱里成长，也在她的滋养下走向远方。滹沱河的故事，与燕赵大地的发展、与农民的命运紧密相连，也与乡土文学的创作血脉相通。

　　■后记

　　访谈落幕，关仁山老师的话语仍萦绕耳畔。扎根乡土、心系农民，是他数十年创作的不变底色；打磨精品、坚守初心，是他对文学的赤诚担当。

　　《太阳照在滹沱河上》是一部书写乡村振兴的长篇力作，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学桥梁——它串联起柳青等前辈作家的文学脉络，映照出新时代乡村的变革图景，也为乡土文学的当代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

　　滹沱河奔流不息，太阳始终照耀河畔，燕赵大地的乡土故事还在继续。关仁山以笔墨为舟，以初心为帆，在乡土文学的航道上持续前行。这份扎根人民、书写时代的文心，也将如滹沱河水般，滋养着中国文学的沃土，续写着乡土中国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