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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写作:艺术、文化与依赖型自我》

发稿时间:2016-12-08 13:35:00 来源:中国青年网

 

   

  书名:《老虎写作:艺术、文化与依赖型自我》

  作者:[美]任碧莲

  译者:慈公、陈倩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7年1月

  定价:38.00

  书号:978-7-5192-1896-6

  绪言

  几年前,我参加过一个关于东西方文学的会议。会议期间,一位年轻的中国大陆作家被问及她为什么写作。 对此,她回答说,她之所以写作,不是为了讲故事,或做见证,或与简·奥斯汀(Jane Austen)神交,而是因为她不喜欢出门,于是就想到通过写小说,既能赚钱又可以待在家里。对此,我全部能想到的就是Oy(唷)!——这是意第绪语,只是用来表达我所猜想的许多西方听众的想法。

  你们应该知道,自此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一点——关于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在西方世界中,人们想象中喜欢待在家里的作家包括埃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其与艺术(Art)有关,而中国人则很有可能会因此而联想起方便(Convenience)二字。例如,去年冬天,我遇见了一位为了将艺术作品送上太空而正在进行火箭试验的女士。她说,这是一项竞赛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让地球以外的世界接收到人造的完美作品”。这的确堪称一个惊人的项目——我想你们不会有异议的。我对于这个项目的第一反应:火箭!多好玩儿!但是我的第二反应则是,这是只有美国人才会做的事情——对于事物的价值和人类表达的目的,这位女士的态度迥异于中国作家的态度。在我看来,二者之间的区别代表了一个非常大的冰山的一角。

  在邀请我做这些讲座时,约翰·斯托弗就建议我撰写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自传——他用了一种礼貌的方式告诉我,这也许是我能够处理的唯一一种能称得上是全球专家的主题了。毫无疑问,这一主题就是我自己。即便如此,这仍然意味着许多东西。因此,我选择用自己的事例,作为谈论上面提到的巨大冰山的一种方式。在短时间内,我也许无法将它明确地描绘出来。不过,通过我自己的故事,我将涉及“小写的”文化和“大写的”文化,并且尤其关注自我的不同结构。我这样讲,意思是指我所论述的内容包括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的自我,以及在东方包括中国(20世纪40年代我的父母从那里移居海外)在内的占主导地位的相互依存的、集体主义的自我。

  我对这一差异感兴趣已有一段时间了。几周前,在与我过去的老师、来自爱荷华作家工作室的詹姆斯·艾伦·麦克弗森(James Alan McPherson)谈话时,他提醒我,这一差异在我1983年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就曾经探讨过。如果回顾一下随后我的那些长篇小说,其实可以从中看到一种辩证,一如一些作家所做的那样——如沃纳·索洛斯(Werner Sollors)简洁有力地表达过的、如同在认同和血统之间的那份紧张感。就我而言,这便是爱默生(Emerson)与孔子之间的抗争。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会在独立自主的自我和相互依存的自我之间感觉到这种紧张感:前者在真理内部发现意义,权利和自我表达对其至关重要;后者在从属关系、责任和自我奉献中发现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起哈姆雷特(Hamlet)的断言“存在于我内心中的(悲伤)超过了其外在”(I have that within me that passes show/I have that within which passeth show),我们便会产生共鸣,感觉到自己也有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内在的东西。因此,这必须“首先是真实的”。 诚然,如果我们想起《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1942)的结局,当汉弗莱·鲍加(Humphrey Bogart)说“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三个小人物的问题并非毫无价值”时,我们也会发现自己产生了共鸣。

  存在于我作品中的紧张感仅仅是一个极端化的例子。全球化及其严重性总是被更多人所共享,正如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所指出的那样,东西方之间的自我差异实际上是“西方(指欧洲和北美)和其他各方(指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毫无疑问,正在加速发展的现代化给“其他各方”的个人主义带来了名副其实的流行。也许我应该承认,从某种程度上,我把跨文化研究带进了这些讲座之中。就像我将在第二讲的前半部分所特意强调的那样,我将不会偏离各种各样的东西方研究成果——我认为自己的关注足够广泛,你们也会同意这种做法的。尽管如此,由于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许多文化(更不要说欧美的大量亚文化)存在着传统意义上相互依存而今却又波动不已的取向,但是有越来越多像我一样普通而又低能的人,当情况被允许时,往往能够很实用的开掘我们相互依存的或独立自主的自我,就连那些对此看法不一致的行家也是如此。至于我们这些低能的大人将会养育出什么样的孩子,谁会知道呢?我们无法判断以及明确地说出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无论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通过描述一些源于我自身的经验,以及一些具有讽刺意味和轻而易举的事情,我希望不仅能为小说创作者,也为与文学并无特别关联的许多人提供启发和视角。

  在我开始之前,我想说的是,在涉及文化差异的所有讨论中,我意识到了模式化的危害。一如社会学家马丁·M.马格尔(Martin M. Marger)所说的那样,“一个群体单纯化的且过分夸大的信仰,通常是间接获得的且抗拒改变的”,这显然应该被严厉地谴责并绝对避免。尽管我也意识到,对模式化的恐惧有时也许会引发对文化差异断言的不适,无论那些断言是被心理学家多么彻底地接受或者有着怎样坚实的研究基础。不幸的是,这种担心是完全合理的。在193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记忆》(Remembering)中,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C.巴特利特(Frederic C. Bartlett)描述了这样一个实验:英国的测试对象被要求在从只有几分钟到几个月之多的间隔里,反复复述一个有关印第安人的鬼故事。其结果发人深省:每新的一轮,受试者都会记错更多的故事情节,他们会不自觉地编辑和重塑故事——例如,把捕猎海豹变换为“钓鱼”。对于他们而言,去除和改变似乎是怪异的故事元素,直到故事最终演变成完全与印第安人无关——事实上,直到故事最终变得已经完全英国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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