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中的陶勇 资料图片

　　2020年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遭遇恶性伤医事件。经历生活激变与生命顿挫的他，在以新的姿态重新出发时，与好友李润共同推出随笔集《目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讨论人生、重审生命，从而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作者心向光明，通过思索生命意义、人性价值、职业信仰、生活信念的文字，为人生“赋义”，以真诚而有深度的生命沉思，化解突发性事件带来的心灵冲击，从职业使命感、责任感出发，将自我与社会相连，捧出心灵，呼唤良知与爱，召唤每个人寻回对生活的初心、对光明的憧憬、对信念的持守。

　　《目光》字里行间显豁出一个光明的心灵世界。作品带着生命的体温，展现良知的道德光芒，提供了有价值的“反伤痕”书写，反衬出面对世界“撒娇”的“疼痛文学”的狭隘与肤浅。曾经的“伤痕文学”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反思历史，呼应社会、文化转型中的重要命题，以理性的姿态省察个人命运，蕴含着深广的社会意义和丰富的心理内容。而今天所谓拥抱“后现代”、去深度化的浅俗性流行写作当中的“新伤痕”书写，则是“娇惯的心灵”以精神后撤的姿态，在大时代里营构无限放大自我的“小时代”，顾影自怜，渲染个人生活的不如意，反复咀嚼“精神剩余物”，呼疼喊痛。书写者将个人与总体性的社会结构“脱嵌”，把“意义”流放到生命的废墟，放弃对“精神高地”的攀登和对生命韧性的磨炼，用空洞的抒情、虚无的腔调来为个人犬儒主义的生活姿态张目。《目光》与这样的写作形成强烈的反差——不仅是文笔上的，更是写作者自身的精神高度、生活态度上的。

　　自始至终陶勇没有沉溺于创伤性事件之中，而是诚恳地对生命中关键性节点、启示性片段进行回溯，重新探究其中的意义。正如哲人所言，“苦难是美德的机会”。特殊经历给了美德现身的契机，也彰显出将自我从生命的意外中超拔出来寻求超越之道的个体心灵质量，以及这种心灵境界与时代的进取精神相匹配的高度。

　　作者超越一时之遭际的进取姿态，在于面对生活的重击不退缩，不因暂时性的生命处境、偶发性状况而否定职业选择的意义、恒久的人生价值，而是从生死场上走一遭的经历当中，正视生命的短暂与脆弱，明确“向死而生”的意义。他坚信要从有限和短暂当中寻求无限和永恒，不是在人生终点处悬想一个最完满的结果作为人生展开的前提，而是要把目的论化为“过程论”，珍惜生命，把人生意义的寻得和确证放在过程展开的每一个时刻去实现——“人在这世上走一遭，过程远远重于结果，而这个过程的意义就取决于自己的价值观”。陶勇价值观的核心是，人生正是在于对“意义”的追寻，对于“价值”的成就。实际上，古往今来的无数贤哲已经证明，探求“意义”的冲动是推动人生发展的强大的内驱性力量，而作者愿意以这样的驱动力发动人生引擎，将自己的生命之河引向宽阔的境地。陶勇深信问道、闻道、求道、守道，可使我们的生命变得丰盈、宽厚。他在书中反复申明对于哲学的兴趣：“站到哲学的高度，你就会找到解读世界之符咒。”超越具体和有限，超越现象的碎片，在更高处去理解生命、看待医学。

　　尽管作者未必在形而上之思的层面达到了最强的穿透力，然而这种努力是真诚的，并且也确实提升了生命的境界，这从《目光》的生命之思与抒情之诗中都能体会到这一点。随笔集中每一章的后面都附有简练、明晓的小诗，或呼应或强化正文内容，一同涂抹出斑斓、缤纷的心灵色彩，以抒情的笔调向世人表露出一个点亮心灯前行的人与世界遭遇时灵魂的回声。从这回声里可以再一次听到陶勇的自白——关于人生的意义、关于生命与道的深刻关联——生命不是在人与人的对立中显示出独特，而是因理解而兼容。“背着行囊/也要看遍乌云散尽后的美丽……生命是一场旅行/一路寻找价值和意义”。这意义就是从医者认清“医生所能带给病人的希望，不只是解除病痛，还有在生死之间的一种期待”，他愿意用全部的生命时间和生命力量去托举这种期待；这意义就是以“苍生大医”为最高的自我期许；这意义就是不放弃——“他们没有放弃我，我焉能放弃他们”。作者坚定地在书中“明志”：“我的‘道’就是我的事业，我热爱它，它也能带给我愉悦和价值感。”他将人生的意义、医学与自我的生命贯通起来，三者形成彼此支撑的三维坐标，从而奠定人的存在之基。

　　由于作者把生命的逻辑重音放在“意义”上，他就彻底地把那种将生命工具化，以物质的占有、享乐的获得、巨利的牟取为生命尺度的价值观驱逐到人生的“原野”之外。作者的目光如何注视，或者说他怎么去看，用什么依据、标尺去看，显示出《目光》的价值。作者的目光并不在物质世界的声色上流连，人，尤其是等待救治以重新拥抱生活的病人以及精神生活、精神形式的发展，才是他深深凝眸的所在。比起因物质而发起的有限游戏，他倾心于因精神而发起的无限游戏。无限游戏不是为了终结而开始的，恰恰是为了延续而展开的，它“持续带给人一种使命感”。在陶勇看来，医学正是这样一场无限游戏。实际上，为医学而奉献的人生也是无限游戏的一部分，生命的意义在其中获得无限延长的可能性，而人的精神也在对“无限”的投入中得到真正的扩充和发展，由此不断接近“人类群星闪耀时”的高远。作者的“目光”所蕴含的价值评判，摆脱了工具理性的思维钳制和物质主义对人性的束缚，体现出开放的心灵对于价值的估量以及正念的力量。作者不以财富追求作为人生价值的体现，不将金钱与幸福画上等号，发自内心地肯定从利他当中感受到的真切幸福——为病人捐款捐物令人有幸福感，为病人解除病苦亦是如此。他用个人的经历和感悟昭示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他在《目光》里提供的启示不是由“空洞的理念”派生，他也无意于向读者说教，他的“信”皆来自他的生活实感和生命经验。因此，作者的评判和“所信”对于读者来说就格外具有说服力。

　　《目光》所彰显的进取的生命姿态，还在于作者“用心”看见，因而心生光明。作品用温润的情感浸润理性平和的叙述，娓娓道来，情理皆入人心；文章不诉诸激切的倾诉呼喊，却富有心理深度。《目光》里的目光实是多向度的“看见”。个体既见自我，也见众生、见天地。作为医生，陶勇以仁医之爱看见病人的病苦，看见他们生的坚强和热爱生命的勇气。他专攻专业难度高的葡萄膜炎领域，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为那1%的世界带去光明，他恪守与医学所定之约，一约既定，万山难阻。他对小岳岳这样病情复杂的病人不抛弃、不放弃，精心治疗，为了1%的可能性竭尽全力。他为从小罹患眼部肿瘤的天赐及其父亲同病魔搏斗的韧劲与达观的生命态度所动容，他喜爱因白血病而导致严重眼病的小病人薇薇的阳光可爱。他为病人付出，也从病人那里收获爱，更从他们那里得到最有力的生命启迪。当陶勇一度成为病人的时候，他看见的那些人和他们的生命热力化为他自身重建心灵的精神资源。于是，“看见”成为双向的照见，目光点亮了人与我的心灵之光。注视他人与事物，“就是把自己置于与它的关系之中”，陶勇见病人、见众生的目光建构了正向的对人我关系、医患关系的认知。首先是信任，以人对人的生命“同情”建立信任。其次是将他人的生命存在、他们面对病症的生活反应作为认识自我和反省自我的参照。或者说，因为“看见”，更着力省察自身，获得对自我的深度认知，培养对于生活和生命的定力，以换位思考的方式理解大医精诚的境界——如果医生在治疗的同时，尽可能地去关爱患者的心灵病苦的话，那么希望和爱就会离我们更近。

　　《目光》如同这样一种目光，清澈、坚定。作者理性而不乏温情地审视人与我之间的关系，把无穷的远方等待光明希望的人们视为自我的使命，他深沉地反视自己的生命来路与命运，从生活的考验里更加确定信仰与爱对于生命的意义，决定更加勇敢地面对世界写下“活着”这首属于医者的生命之诗。

　　（作者：叶李，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