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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遗落到当代再生

发稿时间:2021-01-12 10:24:00 来源: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由山西中医药大学刘洋教授等人重新整理编辑的《审查征集验方》6册正式再版,共收录了民国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的秘验良方6000余首。山西籍国医大师王世民、首届全国名中医王晞星欣然为该书作序,称其“寄托了吾辈对传承中医药的恳切初衷,承载了济世救民的殷殷期望”。

  初版《审查征集验方》历经波折 

  2017年,在深入研究了近代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历史后,刘洋等人整理撰写了相关的学术论文《近代首部官版验方汇编——〈审查征集验方〉》。事实上,刘洋从2015年开始,便一直为这套书的再版面世而奔波。

  刘洋说,自己与《审查征集验方》的缘分始于偶然在山西医科大学医史资料室发现的一本相关资料。正是这偶然翻开的一页,使得刘洋一步步关注并走进那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也萌生了将这本书再现于世的想法。

  20世纪20年代,在整个中国还处于“西学东渐”“废止中医”的风潮之中时,山西成立了中医改进研究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民间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验方、秘方收集工作,并出版了以“贱、便、验”为特色的近代首部官版验方汇编《审查征集验方》。刘洋说:“《审查征集验方》6册收录验方近1万首,其中不乏祖传秘方,以及名家效验良方,内容丰富,价值巨大,开近代官方征集和整理验方之先河。”

  然而在完整出版之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医改进研究会被迫解散,其推广刊行工作也就此搁置,所存书稿也因此遗落各处。

  “传统中医有禁方之传授,重其道不轻以示人。后世沿其义而失其真,乃有秘方之名目。秘之又秘,遂终失传。”说起编撰《审查征集验方》时的民间献方,刘洋感叹,当时也没有使用行政强制手段,而是采取教育和奖励相结合的办法。对于“历代秘传、闻名一方”的验方,奖励从优考虑。对不愿接受现金报酬的献方者,待书籍出版时,“将该稿人姓名特别标于该方之下以示优异”。同时,还要求征集人员必须事先“告以奖格、名誉、现金由投稿者自择。”

  正是这样的征集方法,使得前来献方的人络绎不绝,近代中医名家张锡纯、周小农、沈仲圭、陈莲峰、傅仙坊等都曾为此献方。

  药方收录以“贱、便、验”为标准 

  “民国时出版的《审查征集验方》颇受欢迎。”刘洋告诉记者。原因之一,是当时审查委员会将“贱、便、验”这个既简单、又苛刻的条件视为准则,在验方的收录过程中一以贯之。中医改进研究会认为,《验方》的使用范围:一是供家庭自疗之用;二是为仓促无医、亦无力延医者,检方自疗之备。“贱”则价值甚廉,一般人易于购买;“便”则普通应用之物,俯拾即得;“验”则为实用、实际之效。

  比如其中收录的“八一一戒烟方”。自鸦片传入中国以来,毒品问题就一直是困扰近代社会的毒瘤。浙江吴兴中医凌永言,由于曾参与山东河防委员会委托的为河工戒烟工作,颇有临症经验,1923年,凌永言将祖传的“赤霆子定天罡戒烟膏”秘方献出,其中包含“吉林人参、云茯苓、真川贝、潞安党参”等36味名贵中药,“河南省政界服此戒除者约有千余人”。对于经济困难、承受不起“天罡戒烟膏”高昂药费的普通患者,凌永言又给出一个简单的“八一一戒烟方”,仅用“白米、食盐、烟灰”三样炮制,有替代治疗的作用,声明“此方戒绝者月万人以上”。对于十分贫困、连“八一一戒烟方”也无力承担者,他还列出了“简易戒烟方”,只使用“老生姜、赤砂糖”两味中药,但效果差强人意。“在《审查征集验方》编撰时,只收录了‘八一一戒烟方’,其余二者因为不符合‘贱、便、验’的标准而没被收录。”刘洋说。

  再有就是“衷中参西”的审查态度,在阐述疾病机理时直接借鉴了西医的表述。例如对“破伤风”的解释为:本病系一种杆状菌,由伤处侵入人体,渐次发育,产生毒素。入血液、经循环、侵神经,以致兴奋增高、痉挛抽搐,相继而起。治宜愈早愈好。“参证西医的方法,一方面体现了审查者对西医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另一方面也利于审查者站在更广阔的视角,剖析验方的科学性。”刘洋评价。

  由于《验方》的使用对象主要是无医学常识者,安全可靠是审查阶段把握的重要原则。研究会特别注重药物的适应证、禁忌证与副作用的考量和注释。要求书中所列方药“虽不中病,绝不致延误”,并注明“副作用”和“禁忌”。

  合理的征集办法、“贱、便、验”的收录标准、“衷中参西”的审查态度和客观严谨的检阅方法确保了征集审定的《审查征集验方》6集顺利出版。当时出版的《验方》为竖排32开石印本,每集500~600页。《验方》出版后,一时间“购阅之人,极形踊跃”,很快就销售一空。《验方》的出版,引领了近代整理民间验方的风潮。

  尘封83年的秘验良方再现于世 

  正是由于药方数量庞杂,种类繁多,也为书的再版造成了许多困难。出书的过程极为艰辛曲折,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原书,特别是《审查征集验方》的第6集,好不容易在山西省内找到了一本,但书的前14页却丢了,四处打问也弄不清前14页的内容。最后还是在日本发现并找回来的。

  “当时印刷质量不好,用的都是石印纸,特别易碎,而且好多字迹脱落。为此,我们一群人便建立了一个微信群,与出版社的编辑一起,按照上下文的意思一个字一个字去猜。”刘洋说,这是当时遇到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该书中涉及的方言词汇。“多数验方来自民间,其中有不少是口语表述,而中医改进研究会不少专家都是南方人,他们当时也没明白部分专业词语的意思。”刘洋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他说,在整理出版过程中,这也成了自己的一大优势——更了解那些民间验方中一些方言的说法和意思。

  面对繁体、竖排、无句读、庞杂的中医药方,刘洋等人经过了艰辛漫长的翻译、断句、整理、校对工作,几易其稿,反复推敲,最终让尘封83年的秘验良方再现于世。这不得不说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件幸事。

  2020年11月,167万字的《审查征集验方》正式再版。“在整理过程中,为方便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全部验方的分科、格式进行统一,对不合语义的字句进行了增删。原书第一、二册中,在每种疾病分科前面,按照病机、病理进行了相关论述,与后面四册体例有别,且部分表述限于时代,不免偏颇,故将这些论述摘出,作为附录出版。”刘洋在再版时写下如此自序。

  “我现在正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民间验方进行挖掘,目前已经发现了部分有价值的医理,而且遴选了其中药食同源的组方,初步完成了两个‘药茶’配方研究,希望能为‘山西药茶’助力。”刘洋表示,他们已于2019年开发成功“近代山西民间验方数据库软件”,目前他正在把整理再版的民间验方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希望利用现代化技术为其赋能,让这些验方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惠及更多民众、造福民生。

  (本报记者 李建斌 本报通讯员 伏沼竹) 

责任编辑:韩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