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尔雅

　　今年是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诞辰130年。作为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阿加莎首创暴风雪山庄模式，一生写作80余部小说，风格多变。1926年出版的成名作《罗杰疑案》，更是开辟了叙述性诡计的先河，成为侦探小说史上最具争议之作。

　　金斯艾伯特村里坐落着两座豪宅，“皇家围场”的主人弗拉尔斯太太刚刚过世。不久后，她的情人，“芬利庄园”的主人罗杰·艾克罗伊德得知，弗拉尔斯太太在一年前下毒杀害了丈夫，最终愧疚自杀，并且长期被一个神秘人敲诈。他展开死者最后的来信，打算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可惜没有人听到。因为，一把短剑插进了他的喉咙……

《罗杰疑案》小说封面

　　恰巧隐居在此的比利时小胡子侦探波洛再次登场。他认为当天庄园里出现的每个人都有嫌疑：侄女弗洛拉、她的母亲塞西尔、女管家拉塞尔、问路的神秘人、接到陌生来电的谢泼德医生、门外偷听的男仆帕克、和罗杰发生过争吵的女仆厄休拉、秘书雷蒙德、来做客的好友赫克托，以及最具作案动机却不知所踪的罗杰继子拉尔夫。

　　这些人表现各异，都有所隐瞒，严重扰乱了办案节奏。凉亭会面引出的线索，又让确切死亡时间经历了两次变动，所有不在场证明随之被证实或失效，嫌疑此消彼长。波洛陷入深思，试图将每个人提供的信息看作一小块拼图，运用自己的“小小灰色细胞”一步步拼凑案情全貌，最终还原出了令人震惊的真相……

　　这个真相，就是《罗杰疑案》毁誉参半的原因。几乎所有第一遍读完的人，都会产生不可思议和被愚弄的感觉。也正因为如此，《罗杰疑案》成为一部稍有透底就阅读体验全无的作品，再跌宕起伏的探案过程和奇巧的作案手段都难以挽回。

　　造成这一切的，正是前文所说的极具争议的写作方式——叙述性诡计。本来，阅读侦探小说可以说是一次读者和作者之间斗智斗勇的较量。读者希望能从蛛丝马迹中提前找出凶手，战胜作者；作者则希望在保证故事流畅好看的同时，尽可能将悬念揭晓留到最后一刻。为了让两者站在更公平的位置，许多小说往往会给名侦探安配一个资质相对平庸但正直善良的助手，他可以随时提出问题要求侦探解答，给读者一些关键提示，读者对其有天然的信任。这个既是案件见证者又是参与者的角色，在福尔摩斯身边是华生，在狄仁杰身边是元芳，在波洛身边则是黑斯廷斯。

　　但在《罗杰疑案》中，这一原则被推翻了。黑斯廷斯退场，阿加莎运用大量避重就轻的语言进行含糊描述，并站在颠覆性立场上看待涉案者举动，字里行间暗藏玄机，进行误导，成功骗到了除波洛外的所有人。直到最后一章，凶手以自白书形式平静地剖析内心的恶念，读者才恍然大悟。

　　仅从公平性而言，阿加莎的做法相当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其后绫辻行人、道尾秀介、殊能将之等日本作家都尝试过叙述性诡计，让读者又爱又恨。而如果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些，这种写作手法合理与否又有待商榷。归根究底，侦探小说的核心是解谜，缜密的逻辑推理和出人意料的诡计必不可少。但随着现代刑侦手段进步，社会问题愈发复杂，社会派逐渐占据主流，正统推理出新越来越难。另外，被一代人奉为圭臬的诺克斯十诫和范达因二十条，虽然尽可能保证了公平，但各种条条框框确实限制了侦探小说的发展。因此，很难全盘否定叙述性诡计，毕竟出其不意也是创新的一种途径。

　　回到小说本身，一场因贪念而起的谋杀案终于揭晓真相，其带给人的思索却远未结束。阿加莎认为，“人人都有谋杀的欲望”。书中波洛在拆穿凶手前，对此作了更详细的叙述，“比如说，有这么一个普通人，一个非常普通、心中全无杀意的人。他的骨子里潜藏着某种性格缺陷——藏得很深很深，迄今为止都没有人发现，或许一辈子也不会表现出来——那么他将体面地走完人生之路，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谋杀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那个“或许”在某一瞬间出现了偏离，道德底线在金钱诱惑面前被腐蚀，内心的贪婪扭曲了人性。这个人掩藏得很好，可惜谋杀总会留下破绽，哪怕极其细微，还是被识破了。最终，凶手只能无奈地发出感慨，“如果赫尔克里·波洛没有隐退到这里来种西葫芦就好了。”

　　真相背后，是洞彻人心的“恶”。或许，每个人心中都会产生一些不为人知的恶念，你可以选择正视它、战胜它，也可能一不留神就被它吞噬。这些，是剥开掉争议外壳之后，《罗杰疑案》留存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