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技巧，在于他把哪一个时间选定为现在，由此开始叙述过去。”这当然不会仅仅是一个写作技巧的问题，其中还包含着小说家作为时空创造者的权力及其背后的伦理与秩序指向。将自己明确界定为“现实作家”的李宏伟曾为我们贡献了《国王与抒情诗》《暗经验》等一系列有关未来与现实可能性的创作，在此我想借用其中的“现实顾问”这一称谓来描述作者的姿态——他介乎参与和疏离之间，其使命也许只是提供某种参照，选择或决断的权利只能在“服务对象”手中。但让人为难的是，这个顾问并非天外来客或“月球隐士”，他与他的顾客往往面临着相同的境遇和认知与思维的局限。而在李宏伟的新作《引路人》中，顾问淡出，选择摆在面前。

　　《引路人》由《月相沉积》《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和《月球隐士》构成，曾先后刊发。但《引路人》显然不是一部小说集，那么其中的秩序又意味着什么？《月相沉积》在故事层面显得更加宏阔和复杂，“丰裕社会”的团契成员司徒绿首次接受组织的专项命令赴“匮乏社会”实施刺杀。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时间的演进、社会结构的分割、性别的对立，那些带着使命或无意间穿插进来的人和事以及随着司徒绿一步步接近目标而日益增长的困惑、疑虑与觉醒，几乎从方方面面呈现了“新文明时期”的基本样貌。《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是“丰裕社会”实习生的实习报告、裁决和批复，它显示着“丰裕社会”内部的身份、等级及其运行规则。而《月球隐士》则是提取了潜伏于前两部作品中的两个故事。如果将《月相沉积》视为某种基于现实生活的经验，便可以把《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当作相对纯粹的叙述，《月球隐士》则成了想象与重构。整部小说在内容上逐步收紧，这似乎也就意味着它需要在内容之外次第膨胀。两个层面此消彼长的变化在某种严格意义上不一定能够被视为一部小说的结构，却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最直接的动机——它要将人们引向何处，又在为什么难以割舍或至关重要的东西腾出空间？

　　在陈聿飞和小允的陪伴下，司徒绿由“丰裕社会”前往“西线”，所谓任务最终被明确只不过是一次别有用意的安排。任务可以被计划，而且司徒绿似乎也遵循这计划长途跋涉完成了对“丰裕社会”乃至“新文明时期”的概览。但棋子般的司徒绿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那些突如其来的冲撞和阻拦，那为常人“见识不到”的东一区、桥洞里的女人和死湖船上围坐的枯骨以及西线自由日的狂欢与东二十五区地震过后孩子吃到巧克力时脸上的喜悦，是否也是计划的产物？从小说提供的种种迹象以及陈聿飞与小允加入后三人之间萌生出的微妙情感，似乎证实着计划的局限，毕竟“每个人都是有力量的颗粒，每一个颗粒都蕴含着变异”。在此，是否可以将司徒绿的整个任务视为被计划地去面对某些无法计划的偶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谁是“引路人”？又是谁身处不确定的迷雾推动自己走向了一个被计划好的目的地？事实上，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或者说李宏伟在此并不急于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尽管在这一部分的结尾，掌握着绝对权力的会长试图以“使者计划”来实现对“运算”或“计划”的背叛，尽管司徒绿也似乎完成了某种蜕变，“我必须成为自己的使者”，但这只是故事层面的一厢情愿，是李宏伟给予司徒绿艰难旅程的一个必要交待。对整部《引路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

　　年轻的实习生们在“匮乏社会”监视江教授，小说的第二部分便是其报告、裁决和最终批复。所谓监视，“不如说我们的生活就是咀嚼匮乏社会的本质——枯燥乏味”。实习生们终究没能敌过这枯燥乏味，走向了“匮乏社会”深处。报告者不仅突破了《实习手册》不可接触监视对象的禁令，而且在监视对象的引领下，进入到“匮乏社会”最隐秘的区域，见识了“匮乏社会”的“内部溃烂”。然而《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却并非一则个人英雄主义的传奇，相反，一切都在“文明延续协会”的计划之中：“江教授做此安排，是因为匮乏社会发生了巨大变故，这一变故不仅威胁匮乏社会的根基，还能影响丰裕社会的发展乃至存在。因此，他安排这一事件旨在借助赵一的报告向协会传递信息。”显而易见，实习生赵一对江教授的监视亦是一次“使者计划”，这与司徒绿的西线历程如出一辙。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报告最终批复时的签名，“东方文明延续协会会长：江振华教授”。小说到这里才完全打开：在会长江振华的有意安排下，实习生赵一完成了使者的使命，而初次执行任务的司徒绿则在会长赵一的计划里成为了另一个使者。然而，指导员曾在赵一的报告里批注“自鸣得意”，那么司徒绿是否只是自以为能够“成为自己的使者”？或许事情来的并没有这么绝决，在江振华的最后批复中，“俟赵一年满三十五岁，流放至匮乏社会”，“匮乏社会内部危机，执行B方案予以清理”——如果一切尽在掌握，“使者计划”何故重新上演？而会长赵一所面对的“行者计划”，是否又会与江振华时代的B方案有着相似的结局？被监视的“江教授”与会长“江振华”，实习生“赵一”与会长“赵一”，在此并不完全是文字游戏，这里固然包含李宏伟叙述上的心机，它是语言和叙述的可疑，是某个确定的符号给人带来的几乎无须辨析的信任及其本身的空洞与荒诞。但在这些形式上的思辨之外，故事所承载的伦理与价值选择也是无论如何都没法略过的一部分。

　　小说最后交替讲述了月球隐士与赵一平的故事。在末兽横行的地球，月球隐士违背了“自我要求”——“只是旁观，除非发生影响这颗星球存亡的事，或者导致其可能性迅速枯竭，他绝不插手，更不采用某个具体的群落或者某种抽象力量的立场”——将一个男孩带往月球，如同保护一颗种子。事实上，月球隐士的“自我要求”在此之前也曾动摇，“如果我初次来到地球，就主动介入，施行管理……”无论是什么原因让月球隐士发生了改变，他最终的选择都近乎小说之前“行者计划”的投影。与之穿插进行的赵一平的故事，以一种自我放逐的方式来维护着一个人的尊严与自由，李宏伟没有让这种选择如月球隐士的故事那般有着寓言式的抽象与悬浮，而是以让一个孩子眼中“最干净的叔叔”在“新文明时代”细碎黏稠的生活细节里平静地与“丰裕社会”及其法则告别。两则故事交错并置，仿佛构成了《引路人》最终给出的选择题。但是，那个看着叔叔远去并更名“赵一”的孩子与小说前两部分的勾连在形式上和情节上其实为《引路人》不断纠缠的选择给出了答案。当然，意识中的选择终究易于做出，它更接近于小说里的“运算”或“计划”。但当小说指涉的难题切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便会让人深感选择之难。选择的局限不仅在于选项本身，更来自催生某种选择的土壤，它先天地规避了某些必要的选项，并使之处于犹如司徒绿所经历的被计划的选择之中。我想，这便是李宏伟在小说不断收紧与明晰的选择之外膨胀、衍生出的附加题——是的，你不得不选。（李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