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是美国知名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关于职场父母婚姻中家务分配的专著。书中，霍克希尔德对数十个双薪家庭进行了长达8年的研究，近距离观察了不同阶层、不同性别意识的夫妻如何进行家务分担，洞悉温情脉脉的家中那些看不见的博弈和迷思，以及这些“照料之战”背后系统性的权力关系与社会文化。

　　范语晨

　　一位年轻女性，身着干练的职业套装和高跟鞋，双手敲着电脑键盘；她背上背着婴儿，脚下台阶上则放着奶瓶与热水壶。

　　这是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7月版）的封面图，也是书里谈到的“超级妈妈”幻想：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一手拎公文包一手抱娃却依然神采奕奕，“自信、自主而自由”，成了时尚杂志里标准的职业女性形象。然而，书中所有职场妈妈都对这个画面报以大笑，她们的真实日常充满了育儿与工作的双重疲惫与旷日持久的夫妻争吵。

　　职场妈妈疲惫的根源是一场“停滞的革命”，这正是此书的核心背景。霍克希尔德对数十个双薪家庭进行了长达8年的研究，从她理性却充满感情的笔触中，我们能够近距离观察不同阶层、不同性别意识的夫妻如何进行家务分担，洞悉温情脉脉的家中那些看不见的博弈和迷思，以及这些“照料之战”背后系统性的权力关系与社会文化。

　　当时代变迁压缩到“同一屋檐下”：第二轮班谁来当？

　　霍克希尔德对家庭照料问题的好奇源于年轻时作为职场妈妈的体验：她带着孩子在大学上班，一边在婴儿的啼哭声中与学生讨论问题，一边艳羡着男同事们无须操心家事。而当时间流过一代人，这个曾跟着妈妈上班的婴儿也已成为职场人时，霍克希尔德发现，她当年的困窘竟然仍横亘在年轻女性生活中。

　　这一事实使作者对照料劳动的关注跃出家庭之外，寻找职场女性在为怎样的时代变迁买单。实际上，她们的困境与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工业格局转变相关。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大量制造业被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国内就业岗位减少，中等收入的男性不再能支撑整个家庭的开支，于是走出家门赚取面包的女性数量陡升。据统计，目前在有孩子的家庭中，双薪夫妻占到了三分之二。

　　此时，长久以来由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无所依凭，依旧大多落在了女性头上，成了书中一位受访者的精妙比喻——回家要上的“第二轮班”。作者敏锐地指出，职场妈妈面临的致命矛盾在于她们的丈夫，以及整个社会机制未能适应女性社会角色的历史性变革：“女性的变化与其他领域的变革的缺席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我称之为停滞的革命。”

　　当时代巨变压缩至同一个屋檐下，女性便如同穿着不合脚的鞋子疾速奔波。于是，共担家务成了她们对婚姻生活的重要期待。在“第二轮班谁来当”的协商中，作者呈现了用尽招数，却在抱怨中自处的夫妻故事。

　　家庭“三十六计”：性别策略与系统性不平等

　　在翻开书中的真实案例前，我有一种悲观的预设——大抵是忙前忙后的妻子和袖手旁观的丈夫。在作者调研的家庭中，女性承担更多照料劳动的比例的确占到百分之八十。但关于第二轮班的博弈里，夫妻的心理与行为都远比想象中复杂。作者用“性别策略”描述双方如何在某种性别观念作用下，有策略地接近自身的照料理想。

　　霍尔特夫妇与德拉科特夫妇的对比诠释了博弈的微妙。南希·霍尔特是一个十足的现代女性，追求独立事业与共担家务的婚姻，然而丈夫埃文始终抗拒着她的期待。最终，南希启动了妥协程序，用微妙的自我欺骗维持平等的迷思。然而，在两人都热烈奉行传统主义的德拉科特夫妇中，丈夫弗兰克却承担了比埃文更多的家务劳动。妻子卡门一面自豪地宣称弗兰克不用进厨房，一面用“佯装无助”的策略获取了丈夫的劳动，也无损他的“男性尊严”。

　　观念与现实的张力之外，阶层、成长经历等诸多要素都左右着夫妻的性别策略。然而，当读完这些家庭的“三十六计”，我们遗憾地发现，最初的悲观预设，得到了万变不离其宗的印证：有的丈夫试图用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励置换实际的劳动，有的丈夫坚持认为让妻子退出繁忙的职场是一种关怀，有的丈夫以收入多于妻子为由获取了家务的豁免权。相应的，他们的妻子或是选择搁置争议并撤出自己的情感，维持着冰冷的婚姻，或是在坚持分担家务和做个超级妈妈间反复摇摆，或是最终选择离开。

　　家务支持的多寡再生产了职场上看似“有抱负的男性和不敬业的女性”。作者揭示的复杂图景告诉我们，并非某个大男子主义的丈夫，而是“对两性间不平等的更大的社会支持，间接地维持着‘他’和‘她’之间不平等的家务分配。”

　　直面爱的价值：我们能否真正尊重“完整的人”

　　作为情感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霍克希尔德对家务分配的透视同样深入到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情感深水区。她发现，在传统与现代两种照料理想的分裂中，两性都在付出沉重的情感代价。对于女性而言，最大的伤害不仅是延长的工作、母职惩罚的恶性循环，而是她们在爱中背负着对丈夫的怨恨，同时煞费苦心地自我说服。男性也并非全然的赢家，他们要承受来自妻子的怨恨，甚至婚姻中情感的彻底死去。

　　而只要这场停滞的革命止步不前，即使小家庭内的平等成功达成，也同样问题重重。艾德丽安与迈克尔是书中真正分担家务的一对，双胞胎的诞生使他们不得不抵抗职场的重压。艾德丽安向所在的高校申请了半职安排，迈克尔则尽量争取不延长办公时间。然而，当我为这对并肩作战夫妻叫好时，作者却观察到，“无论在家庭的旧世界，还是在职业的新世界，他们俩都有点格格不入。”

　　这种格格不入同样存在于眼下的中国，它提醒我们，家务照料不只是一个性别问题，更源于现代社会对完整的人的漠视。申请法定产假的男性很难被公司批准，加班文化中按时回家的人将失去领导的青睐。可见，仅靠一个平等主义的丈夫无法化解难题。当社会与工作环境专为没有家务事的人而设计，当人仅被当成劳动力，剥离了血肉情感的需要，当效率与成功被抬升，爱的价值无人珍视，当家务照料这一饱含情感的操持被当成可转移和外包的单纯劳动时，无论男女，既无法获得良性的职业发展，也失去了爱的付出与体验。

　　在本书的后记中，霍克希尔德呼唤一种适应现代生活但富含温情的照料理想，它有赖于男性的家务参与、工作场所的时间调整以及照料价值的重拾。而我从书中读出，职场妈妈的无奈是人类现代病的症候之一，她们的疗愈，也必将意味着整个社会文化的自反与疗愈，伴随着容纳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土壤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