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琴记》阿占 著 时代出版传媒 安徽文艺出版社

　　青岛，是阿占小说创作的文学原乡。作为一位具有鲜明地域书写特色的作家，她擅长在日常化的现实缝隙中表现出对于边缘空间——即带有“他者”意义的空间探寻，女性身份并未使阿占落入封闭化的“身体写作”或欲望叙事的窠臼，天然的艺术禀赋与绘画经验，又使其文本在当下形成感人至深的穿透力量。

　　对于边缘空间的关注是阿占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倾向。古朴且富有侠义气息的语言风格之外，边缘空间是一个由血肉与骨骼组成的有机的生命空间，阿占通过对当下生存现状的书写展示出现实生活的时代变迁，对于城市中处于边缘地带的透视描写实际上是关乎精神、自然、社会、文化的全面映现，并表现出带领生命主体走向更为广袤、智性、无限的空间的可能。阿占对于边缘空间的书写首先表现在对边缘地带的发现与拟像中，比如，《人间流水》的开篇对小五哥的啤酒屋浓墨重彩的描写，“路从谷底爬起，向北抬升，形成夸张的锐角。沿路几趟老房，已经上了岁数。长窗和旧瓦，都是被时间盘剥过的。啤酒屋夹在歪歪拧拧的门脸之间，眼前一米宽，堆满不锈钢啤酒桶，像个重金属音场”。阿占以一种低姿态的崇高，关怀着“路边的风景”，将目光转至这些经由时间盘剥侵蚀的刻凿着时代印迹的“上了岁数”的“老房”等被我们忽略的边缘场域。从小五哥的啤酒屋、胡三和韩五开的小提琴作坊，到王不辞“南北进深”的客栈，再到满载守护的胡家林，小说文本中对于形态各异的边缘空间的描写，如同魏尔伦诗行中的《小夜曲》，“请敞开你的心灵和你的耳朵/向我的曼陀铃：/我为你，为你奏起这支乐曲，/它残忍又温存”，立足于日常化的空间，阿占揭开了被色彩斑斓的城市所遮蔽的边缘空间的序幕，这些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边缘空间，作为记忆的媒介搭建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之间的桥梁，成为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纪念碑。

　　阿占的小说有一种天然且鲜明的色彩感——色彩成为表达空间的工具与材料，其高超的叙事技巧以及极强的艺术感知力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小说的审美基调。在阿占笔下，通过明暗色彩的转换，青岛独具特色的空间，如啤酒屋、德式客栈、渔村、码头等反映出古典和现代的碰撞与交错。在《不辞而别》中，阿占对王不辞客栈的描写带有明显的艺术创造力，“客栈南北进深，下午三四点钟，光线暗了下来。这是德式老房子的东南拐角。一百年过去了，斜坡红瓦已经变成褪色胭脂，镂花的黑铁门锈死在半空”，色调昏暗的画面予人沧桑之感，悲凉的底色将人们带入典型的历史纪念地。边缘空间的古朴与厚重既表现出凄怆悲凉的生存画卷，同时还传递着城市化进程中个体精神的怅惘，反映着古典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摩擦与隔阂。色彩的呈现不只是为读者提供具有视觉意义的人物行动的背景或剧场，事实上表现了边缘空间的分裂瓦解与混沌失序，揭示出空间自身的差异性，在差异化的空间中，阿占确立起颇具挑战性的联系。

　　在小说中，阿占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古典的中国文化想象的“昨日之物”，如琴、长剑、折刀、钟、高跷等。“据说，满载所得家传只有一样，一副两米长的高跷。楸木的，很直，见海水也不走弯”，在《满载的故事》中，“高跷”既是渔把式们扛在肩头之物，也是世世代代用以捞毛虾的家什，千百年来，“高跷”和渔村的命运紧紧连接着，但最终失去价值不知所终的“高跷”与流散的物件，以残缺的形式，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文化纪念，不仅代表着老一辈人生存法则的逝去，也指代着往日生活状态的消亡。

　　本雅明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确切地说，在由最为热忱的信徒所形成的共同体中，一个人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孤独：一种自我为了唤醒自我而对抗理念的孤独。”在具有压迫意义的现代化进程中，阿占对于边缘空间的选择既是无奈的边缘化，也体现出其思想的创造性力量，表现出当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并将读者带入传统文化根源以及生命原乡的思考。在阿占的笔下，那些已经逝去或即将逝去的“边缘”不仅是变革时代下鲜明的速写，同时它们的存在亦是为了斗争、自由与解放而存在的空间，从这一意义来看，无论是对于边缘空间的探寻，还是对人文生态的叙述，抑或是民族文化想象的构建，阿占的小说反映出作家自身的生命意识与人文关怀。（霰忠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