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连续读到几部描写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竟生出兴奋之情，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听到发自工厂、具有金属般悦耳的铿锵之声了。这几部小说分别是李铁的《锦绣》、罗日新的《钢的城》、阿莹的《长安》。工业题材小说，或者说反映工人生活的小说，曾经是共和国文学中的一道很重要的风景。当然，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成果并不尽如人意，但当年对它的期待是很高的，对它的关注度也是很强的。它的成果尤其是与乡土小说比较明显地黯然失色，公平地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工业题材小说缺乏足够的文化积淀。但这决不是我们可以忽略工业小说的理由。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工业文明代表着未来，它应该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资源，只是我们至今还未能有效地利用这一新的资源开拓出当代文学的新空间。不幸的是，现代化的进程在提速，在我们还没有充分消化、吸收工业文明之际，如今又进入到了后工业文明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实中工人越来越被边缘化、工业文化越来越被淡化。但即使如此，工业文明对于当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仍然不可低估，因为对中国来说，工业仍是我们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我看来，工业经验和工人文化应该是推动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我读到以上几部小说而感到兴奋的缘故。我希望这几部小说是一个美好的征兆，它预示着当代文学的新工业文学已经积蓄起力量启锚扬帆。

　　我对这几部小说满怀希望，还有一个原因，是这几部小说写的都是国有企业里发生的故事。国有企业，这是一个曾经让人热血沸腾的词语，那时候，国人以能成为国有企业一员而自豪；这又是一个充满悲壮甚至屈辱的词语，破产、重组、国有资产流失，它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震撼了整个社会。但直到今天，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支柱。当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又怎么能够把国有企业忽略不计呢？这几部小说不仅讲述了国有企业里的人和事，而且透过这些人和事，揭示出国有企业在形塑中国人文化形象上的作用以及国有企业的精神品格。

　　我要特别说说阿莹的《长安》。这部作品所写的工厂是一个更加特别的国有企业——军工企业。军工企业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必备的生产企业，大多受到政府较强的调控和干预，在中国，军工企业的国有性质更突出，并且还具有机密性。阿莹聪明地抓住了军工企业的机密性做文章，从而使小说的情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但这也许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它并不是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我以为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对军工人的精神品质的揭示。

　　《长安》的故事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写起的。主人公忽大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高级将领，他正率领部队在贵阳大山剿匪，突然接到命令参加工业培训，随后被任命为一个新建的军工厂的领导，从此他脱下军装，与一群军工人一起，从白手起家盖厂房，到抢时间为金门炮战生产出第一批炮弹，作者忠实地顺延着时间发展，一直写到他终于在晚年看到了工厂制造的二代火箭弹试射成功了。作者当年也曾是一名军工人，他熟悉军工厂的生活，他也对军工人满怀着深情。真实感让这部小说稳稳地站住了，同时因为作者更多地将自己的深情凝聚在对人物的刻画上，所以小说中所写的众多的军工厂的人物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这些人物性格各异，非常值得一一分析，但我想专门谈一点，在这些军工人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具有一种鲜明的国家意识。这正是国有企业精神品格的一种表现方式。

　　忽大年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人物，他曾是一名出色的军人，他也热爱军人职业，他更愿意驰骋在战场，但为了国家利益，他就毫不迟疑地转战军工企业。因为军人出身，他也把军人作风带到了军工厂，从而更加凸显了军工厂的国家意识。他刚刚来到长安组建军工厂，就陷入了个人情感的纠葛之中，甚至他在厂房竣工典礼前夕被悄悄来找他的黑妞一掌击得晕了过去，但只要面对工作，他就把家事私情完全搁置在一边。他以军人的方式来处理生产，终于酿成了事故，被省委一纸处分，下到车间劳动。小说非常真实地描写了受到处分后的忽大年的沮丧和窝囊，完全一副破罐子破摔的姿态。但是，当他有一天在传达室取报纸，看到《人民日报》上的新闻标题：“我炮兵猛轰金门蒋军”，他神经马上绷紧了起来，他的责任感也被猛然激活了，他就像一个在前线听到战斗号令的军人，直接回到办公楼，三步两步冲进调度台，指挥生产调度。小说这样描写此时的忽大年：“他再也不管下放的禁忌了，不但在动员会上发出了嘶哑的号令，还把部队鼓舞士气的招数使出来……人们都说他像战场上打红眼的指挥官，双眸星火，一脸杀气，谁都担心不小心撞到枪口触犯天颜。”为什么一个还在为自己挨了处分而耿耿于怀、情绪低落的人，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就因为他的内心里有着强烈的国家意识，报纸上的新闻报道的是国家行动，它就像一根引线，马上引爆了忽大年内心沉睡的国家意识。小说多次写到忽大年在逆境中仍然不顾个人得失和安危，一定要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可以看出，国家意识是他头脑中一根始终绷紧的弦。国家意识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一种责任担当，人们将自己的行为与国家大事连接了起来，由此也在自我的行为中增加了庄严感和神圣感。国家意识也强化了人们的奉献精神，这一点在忽大年身上同样表现得非常突出。有一次靶场遇到大麻烦，一发交验弹落在粪堆里没有爆炸。此时的忽大年又处在受处分的逆境中，被降为副厂长，但他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好像他又成为了工厂的主宰”，马上赶去靶场。当时最安全稳妥的办法就是引爆这颗故障弹，但忽大年坚决不同意引爆，因为这样一来就无法找出故障的原因了。他毅然戴上钢盔，只身前去拆卸炸弹。这完全是一次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英雄之举，作者满怀深情地详细描写了他拆卸故障弹的过程，读来特别感动。

　　军工厂是一个充溢着国家意识的特殊环境，身为军工人，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会逐渐确立起自己的国家意识。连福这个人物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连福是工厂的一名技术人员，也可以说是这部小说中少有的几个知识分子形象中的一个，在他的身上，不同的时代都留下深深的烙印。新中国成立以前，他在东北一家日本人办的工厂当技术员，因不满后来工厂对他的安排，便来到长安进了这家军工厂。他很聪明，在技术上高人一筹。经常在生产环节上遇到难题，大家一筹莫展时，他一来，三下两下就把难题迎刃而解了。但他也是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他沉湎在自我的情感世界里，为了获取忽小月的爱情，他费尽了心机。这样一个重视个人小世界、身处主流社会之外又有着一定的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年轻人，应该是与国家意识无缘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来到军工厂后，并不认真干活，倒是发现这里到处藏着古代宝物，便把心思花在私自收藏文物上。在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政治大背景下，连福属于有着历史问题的人物，他在军工厂这样的政治色彩很浓的机密企业里，处境就十分艰难，他不但不能受到重用，而且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成为了被怀疑的首选对象。为此他遭了不少殃。如被取消在技术部门工作，如被铐上手铐送往劳改农场，如被安置到一个偏远的矿区劳动改造，等等。可是我们仍能从这个人物身上，看到国家意识的影响。连福在军工厂这样充满着机密性和严肃性的环境里，深知其工作与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因此尽管他平时在工作之外会有很多鬼点子，却从来不会敷衍、懈怠工作。哪怕他已经处在极其屈辱和窘困的状态中，只要是军工厂调配他去解决工作问题，他也决不会将屈辱的心情带到工作中，面对工作，他就换了一种认真的状态。作者通过连福这个人物非常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对于那些被认为有历史污点的知识分子所采取的不公平甚至不人道的措施。作者写到有一次连福又被军工厂召回解决技术问题，忽大年见到这个年轻人已被折磨得不像人形，也露出同情之心。但连福即使在那种失去尊严的日子里，仍然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他因此还被他所劳改的矿务局当成了“难以割舍的宝贝”。小说让连福最后一次出场是在军工厂押运火箭弹去中苏边境的情节中。这时海军前来求助军工厂人，希望他们能想办法将沉在江中的苏军坦克打捞上来。这次又是连福想出了使用绞盘的办法。在小说中军工厂人只有忽大年和连福直接参与了海军的打捞。我很欣赏作者的这一情节安排。连福是绞盘的设计者，忽大年本来只是军方请他一起过来便于与连福沟通的。但在打捞过程中，忽大年发现战士们干得十分吃力，便冲上前去当起了指挥员，小说写道：“这真是一个奇迹了，茫茫的冰天雪地，几十个战士在一个老兵号令下，钢缆一寸寸绞了上来。”这是忽大年与连福在无意之中为了国家行动的一次密切合作。这种合作其实是富有深意的，它勾连起国家意识是如何在不同人物身上发酵，又如何从不同的支流汇合到一起的。作者在书写连福时其实是处在一种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之中，他犹豫着不知该从调色板中沾上什么样的着色涂抹在连福的身上更合适，这也就造成了目前连福的形象显得不够完整。但即使如此，我仍非常欣赏作者对连福这一独特形象的塑造。

　　《长安》从一定程度上为开掘国有企业这一文学资源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我从中读出了“国家意识”，尽管在小说中并没有出现这个字，但小说中的军工人，都在以自己的行动表现出他们内心中充溢着的国家意识。我以为，我们在讲述发生在国有企业内的“中国故事”时，还应该把国家意识讲得更透彻。（贺绍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