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孙惠芬写了一本童话作品，我有点吃惊。因为平时和她交谈，丝毫看不出她对儿童文学有所爱好和兴趣，即使读她的小说，也难以从中觅得与儿童心理和童趣童心相关的蛛丝马迹。这仿佛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孙惠芬竟有如此大的本领，她径直就走到了想去的地方，第一本童话《多年蚁后》出版后得到了儿童文学界的好评。

　　当我读了这部童话后，有了更大的惊讶，因为我发现，孙惠芬竟然将一个本来不应该属于儿童文学的体验写成了一本童话作品。据孙惠芬自己说，她写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她在乡下的一段生活。她说：“在乡下，我每天去看庄稼、树木、小河、河里的石头、各种昆虫……我们和它们共处一个世界，我们有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它们也有它们的智慧——蜜蜂把蜂巢做得那样精致，蚂蚁通过气味来识别路线。”这恰好是孙惠芬的长处。她内心有丰富的敏感神经，创作的灵感大多是自然和社会触碰了敏感神经后而获得的，这一回，也许是她与自然的对话太长久太投入，她觉得大自然的小生灵们其实有着它们自己的一个小世界，写作者跟随着这些小生灵走进了它们的小世界，发现了这个小世界的很多秘密，而且这些小世界的秘密都通着大世界。孙惠芬便在这部作品里反复强调了她的这一发现：“世界是一个大西瓜，西瓜籽也是西瓜的一部分。”在孙惠芬看来，每一粒西瓜籽就是一个小世界，当你觉得你只是生活在这个小世界里时，其实在你的旁边可能还有别的西瓜籽，正在对你发生作用。

　　围绕这一想法，孙惠芬讲述了一个老爷爷的故事，老爷爷年轻时因为出于正义感要帮助一位老实人，却失手将欺负老实人的买卖人打死了。虽然这个买卖人的心肠很黑，老爷爷将他打死并不冤，但老爷爷仍在死者家属面前下跪，并亲手砍掉了自己的右手手指作为对自己的惩罚，还到派出所自首，从此坐了近20年的牢。孙惠芬讲述的这个故事涉及了正义、救赎、惩罚、关爱、感恩等多方面的主题，事实上，这些主题也曾在孙惠芬以前的小说中有所表现，但也许是这一次她在乡下与自然进行了如此长久而投入的对话，这些主题才汇聚到了一起，她隐隐感到，这些主题相互关联，需要以一部作品把这些主题都表达出来。这将会是一部体量多么庞大的作品，故事将会是多么复杂曲折。如果孙惠芬以她过去最擅长的现实主义叙述方法来结构这部作品，也许会写得跌宕起伏、风生水起，但她也完全有可能被庞大复杂的故事牵着走，无力顾及如何让那么多的主题得到明晰的表达。于是她想到了童话，当然这个想法来得非常自然，因为她是一直在与大自然中的小生灵们交流对话，进入小生灵的小世界获得体悟和主题。童话不就是让大自然的所有生灵都能自由自在地与人们交流对话吗？孙惠芬一定为她的选择感到兴奋，因为这样一来，她完全可以摆脱那些故事情节的缠绕，也不必为了把事件的原委、人物的情理逻辑等一桩桩都交代清楚而伤神。童话叙述为孙惠芬提供了方便，她一下子有了无比强大的神力，任性地调遣自然万物，她让蚁后离开蚁窠，与童童交朋友；她不仅让海棠树开口说话，还可以让它摇曳起树枝成为杀人的真正“凶手”。当然，这一切在童话领域完全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说孙惠芬在运用童话叙述时多少还显得有些生涩，但她非常顺畅地表达了她所要表达的主题。这才是让我感到最惊奇的地方——与其说是她将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成人小说题材写成了一部童话，不如说是借助童话叙述的优势，找到了一个与少年儿童对话的窗口，与小读者们探讨起了非常深奥复杂的人生哲理主题。

　　有儿童文学界的作家和批评家认为，孙惠芬的这部作品不太像传统的童话。我想，他们所说的不太像，势必就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那就是将一部成人小说丰富的思想容量放在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中来表现并不合适。但正因为此，我要为孙惠芬大胆的艺术勇气而叫好。过去的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似乎是泾渭分明的，所谓儿童文学就应该吻合儿童思维的特征。这固然没错，但我认为儿童思维应该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随着儿童的成长，其儿童思维也就逐渐向成人思维过渡，会越来越多地包含着成人思维的因素；另一方面，儿童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并不会因为脱离了儿童的生理阶段就终止了，它仍有可能保存在成人思维之中。当我们将儿童思维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时，就不会觉得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是泾渭分明的两种类型。事实上，许多成人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适合儿童阅读的，许多孩子在儿童成长期就怀着好奇心去寻找大人们的读物来阅读。我一直认为，应该放宽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界限，有些成人文学也可以视为儿童文学。其实，每一个作家几乎都具备为儿童写作的潜质，哪怕没有刻意去为儿童写作，但潜质一旦在写作时发挥出作用，也许就会写出一篇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比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或《战士和苍蝇》等，虽然鲁迅在写作时并没有说要为孩子写作，但这样的作品可以称得上是最高级别的儿童文学作品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成人作家主动地参与到儿童文学的写作之中，不仅应该是一件非常值得赞赏的事，而且也是一件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成人作家参与儿童文学的写作，无疑有利于拆除那些在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过于高深的樊篱，同时由于成人作家多多少少会在写作中带入成人文学的成色，这也有助于开拓儿童文学的发展空间。

　　孙惠芬的可贵之处尤其体现在这一点上，她虽然是第一次以童话叙述的方式为孩子们写作，但她并没有将自己拘禁在童话这一形式上，并没有因为是为儿童写作就谨小慎微，亦步亦趋地按照儿童文学的路径去写。她在谈到自己写作这部童话的体会时就说：“不论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相比较于形式，我更在意心底的感觉。我尊重自己的内心，努力放大自己的感觉去触摸生命。”的确，她在《多年蚁后》里充分表达了她面对自然和生命的沉思，使作品蕴含着丰富的哲思，甚至我在阅读时都感觉仿佛这些哲思的容量太大，都要撑破儿童文学的外壳了。但我也不敢说，这就不适合少年儿童阅读。以我自己小时候的阅读经历而言，那时候最感兴趣的便是大人书本里那些似懂非懂的文字，今天的孩子又何尝不会是这样呢？说不定他们读到《多年蚁后》中接踵而至的哲思会兴奋不已。若要说我对《多年蚁后》有什么不满意的话，绝不是不满意于它承载的哲思和主题太丰富，而是觉得在各种哲思和主题之间的衔接和沟通做得还不太充分。特别是童童这个人物本身所携带的一条故事线索，即他在父母离婚后失去与妈妈的联系并由此感到孤独，孙惠芬仿佛是要通过这条故事线表达她对孤独和母爱的理解，但这一主题未能非常融洽地与后来的哲思和主题衔接上。或许这是孙惠芬第一次写作童话所留下的痕迹，但愿她还会继续写下去，相信她会越写越圆熟。（贺绍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