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味儿》瞿宣颖 主编 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

　　瞿宣颖（兑之）的名字，我并不陌生。因近年来整理曾祖父夏孙桐（晚号闰庵，晚辈尊称闰庵年丈）生平、著述、交游，对处在同一时期并有着共同经历的人和事有了些许了解。前不久有幸得到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北京味儿》一书，它引起我浓厚兴趣。

　　《北京味儿》由燕山出版社原总编辑赵珩先生撰序推荐。赵珩先生的曾伯祖赵尔巽与夏孙桐曾勠力同心于《清史稿》编纂，可谓患难与共。其时赵尔巽任馆长，夏孙桐“经手最多而亦最出力”。赵珩先生在《〈北京味儿〉序》中提到，瞿宣颖“与当时的北京耆旧学人往来频繁，如傅增湘、俞陛云、周肇祥、郭则沄、柯昌泗、刘盼遂、吴廷燮、夏孙桐、陈垣、夏仁虎、溥心畲、李释戡、徐一士、黄孝纾等往来密切。”这其中多系我查阅史料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人物，有些与夏孙桐还是至交、忘年交。他们大多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幼承庭训，师从大师；又有着类似的经历，早应史职，习谙掌故，胸有定见，载笔春秋。

　　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国贫民弱，列强欺凌，军阀混战，新学高倡，朝纲更替。在旧制度日渐消亡、新秩序逐步建立的过程中，能于大浪淘沙中不被湮没，且立足所尚，邃于治史，着力文史保护与文化传承，是瞿宣颖等一批近代文人不弃初衷的生命底色。瞿宣颖小夏孙桐37岁。瞿宣颖1894年出生时，夏孙桐已授翰林院编修，后履职史馆，殚力修纂《光绪会典》。瞿宣颖1920年夏入京谋职时，夏孙桐正于清史馆编纂清史。1929年春瞿宣颖受命编纂《北平志》（后因故“原议停顿”），夏孙桐已于上年应徐世昌之邀开始编纂《清儒学案》兼辑《晚晴簃诗汇》。

　　1942年夏孙桐辞世，1946年瞿宣颖离京归沪，目前可溯两人最早交集相遇是在1931年春“什刹海修禊”，时夏孙桐作《踏莎行（暗柳凝烟）》：“什刹海修禊，分韵得綵字。”瞿宣颖赋《辛未三月三日自上海归旧京，诸君子有什刹海禊集之约，分韵得倾字》诗。此后两人间有往来。《夏孙桐日记》载：“戊寅（1938年）闰七月初三日，瞿兑之送来画扇，函谢之。廿六日，瞿兑之来信，属题图。八月初二日，瞿兑之约蛰园词社。”（蛰园，郭则沄在京寓所）是年秋，北平市政当局设立修志处，筹划编纂北京市地方志，总纂吴廷燮，分纂夏仁虎、夏孙桐、朱彭寿、瞿宣颖、彭一卣、张综文、苏良桂，特约编辑陈仲篪、苏晋仁。夏孙桐分任“民政志”，瞿宣颖分任“前世志”。

　　时年夏孙桐已82岁高龄，依然笔力扛鼎；瞿宣颖年富力强，正活跃于政学两界。值北京古学院成立，任职者依然是同圈中人。据郭则沄记述：“为提倡旧学计，始与都下旧人筹设古学院，意在访求古籍，砥课后进。”（《郭则沄自订年谱（丁丑1937）》）夏孙桐因多种考虑退还古学院聘书（实拒之），1938年郭则沄“使人以书至曰，‘本院有大反公义之所为，仆无力救正，请辞’。”（同上）而瞿宣颖与吴廷燮、周肇祥等依然任上，潜研旧籍，辑佚编刊。

　　《北京味儿》收录了瞿宣颖多篇“旧京遗事”“燕京杂记”，“零珠碎玉”连缀出一幅又一幅《春明感旧图》，近代北京亦随之多层面地跃然纸上。比如，瞿宣颖于什刹海酒楼会贤堂“凭阑俯视，全景在目，把酒遐思，直如南渡后人追想汴京繁华也。”（《故都见闻录·西涯》）1934年溥心畲约遗老遗少社集萃锦园，晚饮于会贤堂楼上，夜观什刹海夜景：“微雨如烟，隔岸灯火辉煌，景色殊胜。”（《夏孙桐戊寅日记》）陶然亭更是当时文人雅集登高常往之地，留下诸多至今耐人寻味的奇闻逸事。夏孙桐《乙丑江亭修禊》诗有：“北眄黑窑台，中枢峙岧峣。贵人乞丐装，高踞啜新醪。”注云：“清季，有宗室贵爵，数人相与，敝衣垢面，日聚黑窑台上，谓之乞丐装。临散，乃盥沐冠带，鲜衣怒马而去。时人怪愕，以为亡国之征。”瞿宣颖记述：“光绪季年以后，京曹多居内城，江亭之会遂希。民国以后，社坛北海，相继辟园，簪裾雅集，喜喧恶寂。春明旧事，渐已淡忘，更无人访此寒烟野水矣。”（《故都闻见录·陶然亭》）

　　掌故因人存事，以事存史。在《故都闻见录·广和居》中，瞿宣颖提到夏孙桐的《感旧诗》，诗录《观所尚斋诗存》（卷二）：“广和居酒肆已历百年，昔日京僚南士所聚也。今殊寥落，伯綗以余盘桓于斯最久，属纪旧闻，为赋七绝。伯綗书之，以贻肆中。”（伯綗，邵章，近代藏书家、书法家）北京名胜古迹甚多，历史的积淀，蕴藏着丰厚独特的文化记忆。丁卯年（1927年）在京词人社集，曾拟题“分咏京师词人旧居”和“咏京师花木”各十四处。京华故实，风物景观，显见其间。瞿宣颖亦曾抚“团城”古栝有感而叹：“过眼兴亡八百春，珍台丛树尚嶙峋。金源岂忆承平事，玉瓮同留劫后生。枉为清阴留俗客，若回池水浣流尘。犹应悔向人间老，未共盘龙柱作薪。”（《故都闻见录·团城》）

　　近代中国，波谲云诡弹指间。洋务图强、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国家命运包括“北平的命运”转变的同时，文人的命运也随之改变。相同的境遇，不同的抉择，结果自然大相径庭。一些学者曾认为，早期老辈学人的社会交往、文化理念与变革中的现实格格不入，故不愿更多提及。但无可否定的是，旧时学人国学功底深厚，学术扎实且素负盛名。怀铅提椠、拾遗补阙、修史编志，是他们生活之日常；搜访勘刻、保护国粹、表章学术，寄托着他们的理想志向。为此，他们为之倾注心血，甚至不遗余力。七七事变后，京都沦陷，他们目睹“莽莽神州兵气亘，听不得，泽鸿哀。”叹“丛菊漫淹词客泪，偏多傍，战场开。”（夏孙桐《南楼令·秋怀次韵》）世事维艰，生存与守节考验着同样活跃于政学两界的旧时文人。夏仁虎《腊梅诗》云：“微吟托比兴，借物寓讥贬。”“莫道非花亦是花，狗蝇琐琐逞芳华。描摹东阁新官样，篡取南枝旧世家。”亦可窥见其时部分学人处境之尴尬。

　　处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中，面对不同于以往的学术生态环境，瞿宣颖在阐释学人对文化学术应秉持的态度时，强调“身为史官，为国存史”的职责：“凡是负责经营文化事业的人，应该忘怀于一时的政治现象，而竭力发挥所谓为学术求学术的精神。说一句充类至极的话：纵使亡国，而我们的事业却不可以中断。因为我们的事业实在是国家复兴的基础。”（《〈北京味儿〉代后记·北平史官》）

　　学术文化处于历史性转向之际，瞿宣颖以及老辈学人们，依然守护着民族学术文化的根，即使身陷困境亦不弃不离。“卓然一代人物，即有所短，亦白璧微瑕。”（王士禛《池北偶谈·谈献六·琐缀录》）因此，理性客观地评价清末民初学人的史学地位与学术价值，钩深致远，探赜洞微，将他们的作品著述昭然于世，让学界在借鉴继承中发扬光大，于学于史皆有裨益。（夏志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