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卉

　　长期以来，对张载的解读主要基于将其看作一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的视角，而西北大学魏冬教授《张载及其关学——横渠四为句视域下的现代阐释》则为世人打开张载精神世界提供了另一种更为贴近历史本真的解读视角，那就是暂且“搁置”后世对张载的种种定位与评价，而将其还原于历史生活中，从“原生态”的社会角色入手去打开其精神世界的视角。

　　在作者看来，张载之所以能被后世誉为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并不在其家庭出身、社会交游、文学造诣或人生仕途，而主要基于其终生为学的职志。张载讲“学者，学所以为人”，为人是张载一生的志趣所在，为学则是张载一生的职志情怀。学者，是张载一生最重要的社会身份，也是张载之所以成就自己、泽被后世的基点所在，同时还是我们理解张载的著作、思想、人格气象的基点所在。

　　作者指出，张载之所以能被称为一名学者，之所以能够在学问上取得非凡的成就，主要在于他自信担当的个人气质，这就是张载多次言及的“勇”。张载评价自己“某平生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义，真是无所惧”，“载则比他人自是勇处多”。“勇”，正是张载个人独特的为学气质。

　　张载自信担当的为学之“勇”，主要体现在勇于进学、勇于从善、勇于造道、勇于践行等四个方面。

　　张载一生广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品，并非来自于他的天赋，而是来自于他持之以恒的艰苦治学。他在孩童时代就志气不群，“虔奉父命，守不可夺”，父亲去世后更是“少孤自立，无所不学”，得到范仲淹的提点之后，受读《中庸》，“虽爱之，犹以为未足”，于是又出入佛老十余年，累年尽究其说，后来知无所得，又再治六经。司马光说张载“中年更折节，六籍事钻研，羲农及周孔，上下皆贯穿”，就是他当时辛苦读书的真实写照。

　　张载勇于从善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他和二程的学术交往上。张载曾在京师坐虎皮讲《周易》。但他在与二程讨论《周易》之后，即对人说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即撤坐辍讲。要知道，二程比张载小十二三岁，且为其晚辈表侄，但张载却能对二程降心相从，此种伟大的学者态度，自足钦佩。

　　晚年的张载虽然因为政途不顺而退隐横渠，但他并未因此消沉颓废，而是以坚忍的精神，承担起阐继绝学的重任。于是，在儒学颓微、自身有志难伸的情况下，张载虽蛰居于横渠，却能志道精思，仰思俯读，从而著成《正蒙》这部传世经典。

　　张载为学的勇气，还在于他能将所学落实到社会实践中。张载为政十二年，处处以身作则，时时“以敦本善俗为先”，退隐横渠之后仍然学古力行，笃志好礼，把以礼为教的思想付诸社会实践。在张载的倡导下，关中风俗为之大变，张载也因此被称为“关中士人宗师”。

　　张载自信担当的为学勇气，根植于其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文化信仰。首先，张载为学的勇气，来自于他对天下民生的家国情怀。无论是身处乡野之远，还是沉潜于诗书之乐，张载都关心着国家的政治，牵挂着社会的安危。他的政治主张，不寻求立竿见影的速成效果，而是希望通过儒家的“德治”逐渐建成理想社会。张载所关心的政事，说到底都是为了天下老百姓的事，他们日子过好了，整个国家才更加美好。这正是张载“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情怀的真实表白。

　　张载为学的勇气，还根源于他对儒家文化的高度自信。张载在三十六七岁时确立了对儒家文化的坚定信仰，表现出纯粹、坚定的儒者气象。他在地方为政十二年，处处践行着儒家的价值理念，常和朋友们书信来往，探讨义理，深化自己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后来退居横渠，他又著书立说以造道，立身立言以育人。

　　张载对儒家价值观念的信仰和对社会的关怀是统一的。他坚信只有儒家价值观念，才能解决当时社会的问题。张载对儒家价值观念的信仰，是他所认定的一种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本质上是文化的自信。张载的这种自信，正是其为学之“勇”的内在根源，也是他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内在根源。

　　张载的精神风范，在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言动都有所体现。后人读张载的传记、著作，无不能感受到其精神、风范、人格的伟岸。只有继承张载的“四为精神”，才算是真正地继承张载之所学，弘扬张载之所志。张载所说的“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在别处，正在于此。